论述文阅读训练十五篇
（一）
动漫也需“中国特色” 苗苗
在《国际漫画杂志》主编约翰•兰特看来，上世纪中期拍摄的《大闹天宫》、《铁扇公主》等动画片，至今仍然能让人们看到中国动漫惊人的创造力和感染力。“中国元素”依然是中国动漫发展的法宝。
当然，“中国元素”不应简单等同于固守传统，“中国元素”并不意味着一味从中国的神话传说中寻找创作题材。约翰•兰特认为，“生活本身永远是创作的沃土。中国的社会在经历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对于中国现代社会图景的展现，让大家认识一个新的发展中的中国，展现平常人的生活，这应该是中国元素极为 重要的一种表达内容。”
缺乏完整的产业链，也是影响中国动漫发展的重要原因。“漫画―动画―衍生产品―消费者”是现在动漫产业发展比较成熟的一种模式，产业链层次分明且关联性强。但在国内，漫画通过“漫画―读者”盈利，动画片通过“动画―企业投资”生存，衍生产品制造商通过“厂商―购买少数动漫形象―消费者”赚钱。动漫产业被分成若干块，企业各行其是，谁也做不大，谁也做不好。
专家认为，要打造动漫产业链，首先要实现“从重成品到重创意”的转变。对于动漫这样的“内容产业”，创意永远是第一位的。国家动漫产业部际专家联席会议成员傅铁铮介绍说，在国外，常常是先出漫画书看市场反应，市场反应好的再拍动画片，有些厂商甚至只是简单地买创意。而“中国动漫现在还是被当作产品，而非商品在生产。‘以产定销’的模式使得很多动画片缺乏市场，影响了动漫企业的收益和进一步发展。”打造产业链的另一个重要举措就是打通和开拓上下游产业，形成“开发―生产―出版―演出―播出―销售”的营销行为。中影动画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军介绍说，在《淘气鬼马小跳》的制作和发行中，就有意识地进行了开拓上下游产业的尝试。首先，在动画片投拍前，中影动画在儿童刊物上连载《马小跳》多格漫画。这一方面是为动画片造势，另一方面也可以根据读者的反应，对动漫形象进行改造，以保证最后设计出来的形象是接受度最高的。在影片制作的同时，文具、玩具等各种衍生品也在同步设计、制作、出售。“我们有信心，要让马小跳存在于中国的大街小巷，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动画形象和动画产品。”
1.下列对制约中国动漫发展的瓶颈的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从作品元素来看，还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寻找创作的题材。
B.从产业链条来看，各自为阵的企业行为破坏了产业的完整性。
C.从经营理念来看，动漫现在还被当作产品，而非商品在生产。
D.从运作方式来看，以产定销的模式使得很多动画片缺乏市场。
2.下列不属于中外专家为中国动漫提出的出路的一项是
A.中国动漫应更多地从现实生活中寻找创作灵感。
B.中国动漫产业应该将发展的重心定位在创意上。
C.中国动漫应打破产业壁垒，形成通畅的产业链。
D.中国动漫在投拍前应先在儿童刊物上连载漫画。
3.在约翰•兰特看来，中国动漫要准确把握“中国元素”这一发展法宝的重要内涵必须注意哪些问题？
4.动画片《淘气鬼马小跳》在制作和发行上的成功经验是什么？请分条说明。
（二）
手机文学的艺术诉求与文化缺失
手机文学不是文学的大餐，而是文学的点心。点心虽小，却别有风味。手机文学不可能也不必要承载多厚的社会内容，获得多大的艺术感染力，甚至可以说，手机文学应当是一种“笑”的文学，应该在“笑”字上做文章，能够给人以轻松释放、付诸一笑之感，在节奏快、压力大的现代生活中起到一种调节心情的作用。如果说艺术张力是手机文学的存在之本，那么幽默、讽刺、灵动是手机文学的生命之根。
幽默可以解开心情凝滞的结扣，释放出生命快乐的种子。幽默风趣，足以让人开心一笑。
讽刺如果离开了幽默，就会丧失内在的艺术韵味，成为一种变相的挖苦与谩骂。绝妙的讽刺总是和幽默互为表里、融为一体的。
灵动则是生命智慧的自然流露，是创作者与读者之间“心有灵犀”。换句话说，也就是创作者说出了读者想说却没有说出，或者没有想到却极想想到的东西。其实，正如幽默与讽刺交互相融一样，灵动有时也融合在幽默与讽刺之中，从而形成一种多样化的审美意味。当然，在这种幽默、讽刺、灵动的审美追求之中，不时也透露出后现代的气脉，表现为平面化、碎片化、解构化的艺术倾向。
手机文学的产生，说到底是技术消费时代对文学产生冲撞的结果，也是文学嫁接现代商业生活方式的结果。走产业化之路，追求商业利益，是手机文学的初衷。下载、发送成为事关手机文学命运的两件大事。就传统文学来说，手机文学在技术时代、市场经济的双重语境下，难以避免要犯下“两宗罪”，也就是机械复制和过份媚俗求利。
手机文学在机械复制和过份媚俗求利双重缺失影响下，必然产生大量的“快餐文化“甚至”文化垃圾“。手机也就不再是文学的一块阵地，相反，却成为了文学沙化的制造者。点心固然花样繁多、别有味道，但是变了质的点心毕竟是有害的，对于广大手机文学读者来说，“变了质”的手机文学无疑也会成为一种潜在的“文化毒害”。因而，不能不说，手机文学悄然兴起的背后也隐含着文化的缺失与忧虑。
不可否认，手机文学在大众文化时代的文学建设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对它的任何一种夸大或贬低都是不切实际的妄谈。正视手机文学的艺术诉求和文化缺失，对于引导手机文学朝着健康、优质的方向发展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选自《文汇报》蒋信伟 ）
1．根据文意，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手机文学无法承载丰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它的艺术感染力不大。
B.手机文学大多令人开心释怀，因而受到许多节奏快、压力大的现代人的欢迎。
C.手机文学的作者和读者能够双向交流，常有“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美好感觉。
D.手机文学就像点心一样，固然花样繁多、别有味道，但是不能登大雅之堂。
E.手机文学在某些状态下也会变成为一种潜在的“文化毒害”。
F.要引导手机文学朝着健康、优质的方向发展，阻止手机成为了文学沙化的制造者。
2．对手机文学“幽默”“讽刺”“灵动”三种特性相互关系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A．“幽默”“讽刺”“灵动”相辅相成，是手机文学的根本特性。
B.手机文学惯用讽刺手法，正在演变为一种变相的挖苦与谩骂，缺乏幽默和灵动。
C. 灵动是作者情感的自然流露，它必须与幽默、讽刺融合在一起，形成手机文学独特的审美意味。
D. 当前手机文学平面化、碎片化、解构化的艺术倾向，是追求幽默、讽刺、灵动的结果。
3．手机文学在大众文化时代的文学建设中有什么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
4．根据文本内容，概括手机文学不同于传统文学的特点。
（三）
武侠小说的江湖世界 何云波
武侠小说构建了一个独特的世界——江湖世界。江湖中人何为?上者仗义行侠，除暴安良；中者为报家仇，浪迹天涯；下者纯粹只为争个天下武功第一，不惜身入魔道，视生命如草芥。一句话，都是在刀剑丛中讨生活，说得俗一点，便都是在杀人。
《笑傲江湖》中的魔教教主任我行有一句名言：老夫一生杀人如麻，快意恩仇。那些大魔头们视杀人为家常便饭，看哪个不顺眼就可以拎来宰掉，甚至可以拿活人的脑袋，炼“九阴白骨爪”之类，这里且不去说它。那些身负“血海深仇”之人，学艺寻仇，餐风露宿，忍辱负重，历尽千辛万苦，最终便是为求手刃仇敌那一刻的快感。于是乎，如果仇敌已为他人所杀，寻仇之人会茫然若失，痛心疾首。剩下来的杀人，便是名门正派之侠客，为驱除邪恶、执掌正义，正大光明之替天行道了。据说，这不仅可“快”一己之心，还可大“快”他人之心。
问题是，侠客自掌正义，不问官府也不求法律，自己认为该杀便干净利落一刀了断，这里面难免带有很大的主观性、随意性。《射雕英雄传》中的洪七公，自谓一生杀了241人，其中没有一个是好人。这里凭借的是道德律，况且，好与坏本身便是相对的。一人以为是的，可能另一人以为非，何来客观标准?比如侠客们最为嫉恨不耻的所谓淫贼淫妇，人家相好，哪怕是偷情，其实也不关你事，侠客偏要千里迢迢“为民除害”，岂不多管闲事?何况，侠客也是人，是人即有人作为动物的共通的劣根性，侠客也难免有杀得“性”起的时候。将人的生命维系在某一个人的主观好恶之中，这正是武侠的可怕之处。
如果说人类的噬血性、攻击性行为，本身便是人性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以爱好和平著称的中国人在这方面似乎并不逊于西方。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草菅人命、滥杀无辜之事，可谓平常之极。鲁迅先生曾讲过，中国人有两类：一类是作示众的材料，一类是看客。看人杀头，乃成国人的一大乐趣。一刀下去，血花纷飞，刺激，过瘾，乃至当阿Ｑ被枪毙，“看客”们竟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周作人在“二·七大屠杀”之后的一篇题为《怎么说才好》的文章中曾大为感叹：“我觉得中国人特别有一种杀乱党的嗜好，无论是满清的杀革命党，洪宪的杀民党，现在的杀共党，不管是非曲折，总之都是杀得很起劲。”
武侠小说，在某种意义上暗合了国人潜藏的嗜血习性。同为通俗小说，西方的侦探小说则更强调法律意识、人道意识——它只再现寻找犯罪嫌疑人的过程，而不担负惩罚的职责。因为惩罚自有法律，每个人都无权擅自处置他人的生命。中国的武侠小说，则具有一种非人道倾向。在惩恶的幌子下，千刀万剐，杀个痛快，嗜血欲望通过杀奸人而获得变态的满足，更何况，他们杀的远非个个都是十恶不赦的奸贼。而读者，在武侠小说的“杀人如麻快意恩仇”里，大约也获得了一种极大的满足。不知这是不是“武侠”得以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
1.根据文意，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作者将江湖中人分成三类，指出都是在杀人，对不同类的人的行为，作者虽然有区别对待，但都不是完全认同。
B．作者认为人类的噬血性、攻击性行为本身便是人性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中国人在这方面似乎并不逊于西方。
C．文中引述鲁迅兄弟的言论、介绍西方侦探小说的特点，都是为了说明人类具有噬血习性及攻击性行为。
D．作者认为，惩罚犯罪自有法律，每个人都无权擅自处置他人的生命，中国的武侠小说不必担负惩罚的职责。
2．根据作者对武侠小说与西方侦探小说的看法，下面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对武侠小说，作者既肯定了它的具有积极的一面，同时也指出了它不足的一面。
B．武侠小说往往以惩恶的名义让读者的嗜血欲望在杀奸人的过程中获得变相的满足。
C．西方侦探小说强调法律意识、人道意识，只再现寻找犯罪嫌疑人的过程，至于如何惩治罪犯，那不是小说家的职责。
D．中国武侠小说中侠客们惩恶的行为具有非人道倾向，而且他们杀的远非个个都是十恶不赦的奸贼。
3．作者在文章开头说：“武侠小说构建了一个独特的世界——江湖世界。”根据文章内容，作者所说的 “江湖世界”的独特性表现在哪些方面？作者对这一江湖世界的态度怎样？
4．文章最后说：“不知这是不是“武侠”得以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请根据文意，简要概括作者所说的“原因”是什么。
（四）
诗与直觉 朱光潜
无论是欣赏或是创造，都必须见到一种诗的境界。这里“见”字最紧要。凡所见皆成境界，但不必全是诗的境界。一种境界是否能成为诗的境界，全靠“见”的作用如何。
诗的“见”必为“直觉”。有“见”即有“觉”，觉可为“直觉”，亦可为“知觉”。直觉必须是对于个别事物的知，“知觉”必须是对于诸事物中关系的知，亦称“名理的知”。例如，看见一株梅花，你觉得“这是梅花”，“它是冬天开花的木本植物”，“它的花是香的，可以摘来插瓶或送人”等等，你所觉到的是梅花与其他事物的关系，这就是它的“意义”。意义都从关系见出，了解意义的知都是“名理的知”，都可用“Ａ为Ｂ”公式表示出来。认识Ａ为Ｂ，便是知觉Ａ，便是把所觉对象Ａ归纳到一个概念Ｂ里去。就名理的知而言，Ａ自身无意义，必须与Ｂ、Ｃ等发生关系才有意义。我们的注意不能在Ａ本身停住，必须把Ａ当作一块踏脚石，跳到与Ａ有关系的事物Ｂ、Ｃ等等上去。但是所觉对象除开它的意义之外，尚有它本身形象。在凝神注视梅花时，你可以将全副精神专注于它本身的形象，就像注视一幅梅花画似的，无暇思索它的意义或是它与其他事物的关系。这时你仍有所觉，这就是梅花本身形象在你心中所现的“意象”。这种“觉”就是克罗齐所说的“直觉”。
诗的境界是用“直觉”见出来的，它是“直觉的知”的内容而不是“名理的知”的内容。比如说崔颢的《长干曲》，你必须在一顷刻中把它所写的情境看成一幅新鲜的图画，或是一幕生动的戏剧，让它笼罩住你的全部意识，使你聚精会神地观赏它，玩味它，以至于把它以外的一切事物都暂时忘去。在这一顷刻中你不能同时起“它是一首唐人五绝”、“它用平声韵”、“横塘是某处地名”、“我自己曾经被一位不相识的人认为同乡”之类的联想。这些联想一发生，你立刻就从诗的境界迁移到名理世界和实际世界了。
这番话并非否认思考和联想对于诗的重要。作诗和读诗，都必用思考，都必起联想，甚至于思考愈周密，诗的境界愈深刻；联想愈丰富，诗的境界愈完美。但是在用思考起联想时，你的心思在旁驰博骛，决不能同时直觉到完整的诗的境界。思想与联想只是一种酝酿工作。直觉的知常进为名理的知，名理的知亦可酿成直觉的知，但决不能同时进行，因为心本无二用，而直觉的特色尤在凝神注视。读一首诗和作一首诗都常须经过艰苦思索，思索之后，一旦豁然贯通，全诗的境界于是像灵光一现似的突现在眼前，使人心旷神怡，忘怀一切。这种现象通常被人称为“灵感”。诗的境界的突现都起于灵感。灵感亦并无神秘之处，它就是直觉，就是“想象”，也就是禅家所谓的“悟”。
一个境界如果不能在直觉中成为一个独立自足的意象，那就还没有完整的形象，就还不成为诗的境界。一首诗如果不能令人当作一个独立自足的意象看，那还有芜杂凑塞或空虚的毛病，不能算是好诗。古典派学者向来主张艺术须有“整一”，实在有一个深埋在里面，就是要使在读者心中能成为一种完整的独立自足的境界。 （本文有删改）
1．根据文意，下列说法错误的一项是
A．事物之间存在着联系，从事物间的联系中概括出来的意义，都不属于“直觉”。
B．“知觉”可用“A为B”的公式表示，就“名理的知”而言，A自身没有意义。
C．在古典派学者看来，“独立自足的境界”应当包含在艺术须有的“整一”之中。
D．灵感就如同禅家所说的“悟”一样，常常突现于眼前而非艰苦思索的结果。
2．下面对诗的赏析，符合“直觉的知”的一项是
A．在欣赏《诗经·蒹葭》时，注意到了韵脚变化和重章叠唱的特点。
B．在欣赏曹操《观沧海》时，领悟到了诗人当时的志向与理想。
C．在欣赏杜甫《望岳》时，感觉到了泰山的巍峨高大、雄伟壮丽。
D．在欣赏白居易《钱塘湖春行》时，体味到了西湖深厚的文化积淀。
3．在“诗的境界”形成的过程中，只能有“直觉的知”而不能有“名理的知”。这种说法正确吗？为什么？
4．“见”升华为“诗的境界”涉及哪些方面的内容？
（五）
艺术风格的多样性和一致性 王朝闻
多样性是艺术风格的必然特性。艺术所反映的客观世界本身的多样性，艺术家思想情感、生活经验、审美理想、创造才能的多样性，群众对艺术的需要和爱好的多样性，规定了艺术风格的多样性。艺术作品只有具有多样的风格，才能适应对无限丰富多样的客观世界的反映，满足群众对于艺术的多样的需要和爱好。我国古代许多有关艺术史的著作表明，艺术繁荣的时代，往往伴随着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发展。
风格的多样性不仅表现于不同的艺术家的作品中，而且也表现于同一艺术家的作品中。伟大的作家所反映的生活包括了一个广阔的天地，他的创造才能具有多方面的适应性。他所创作的作品虽然有着一种主导的、占优势的风格，但并不排斥他创造出具有多样风格的作品，布封曾说：“随着不同对象，写法就应该大不相同”，“一个大作家决不能只有一颗印章，在不同作品上都盖上同一的印章，这就暴露出天才的缺乏……”胡应麟对杜甫的艺术风格的评价是：“正而能变，大而能化，化而不失本调，不失本调而兼众调。”这里所说的“本调”与“众调”的关系，体现了艺术风格的一致性与多样性的对立统一。一般说来，沉郁是杜甫作品中占主导的风格，但并不能用这一种风格来说明杜甫全部作品的艺术特色。杜甫的艺术风格是丰富多采的，有“欲倾东海洗乾坤”那样的豪放，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那样的深沉，也有“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那样的悲壮和“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那样的轻灵……尽管杜甫作品中的基调还是那种积极的忧国忧民的沉郁的精神。其次，一个作家的艺术风格的发展，常常包括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不同时期，由于艺术家的思想情感、生活经历的变化，构成了产生不同风格的作品的可能性。
在风格的多样性之中之所以又显示出一致性，乃是由于艺术家主观条件自身构成因素的对立和统一。就同一个艺术家的作品来说，他的作品风格多样的变化，最终不能不为他所具有的创作个性所制约；就不同艺术家的作品风格来说，他们的作品风格多样的变化，不能不为他们所共同生活的某一时代、阶级、民族的审美需要和艺术发展所制约。艺术发展史表明，具有各自不同创作个性的艺术家，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超出他们生活的时代、阶级、民族的共性，这就规定了他们作品的风格个性不能不带有一致性。
辩证地把握一致性与多样性的统一，对于正确认识艺术风格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只承认多样性而否认一致性，必然导致否定风格的时代性、阶级性、民族性；相反，否认多样性而只承认一致性，在创作上必然导致千篇一律，阻碍艺术的繁荣和发展。
（节选自《美学概论》，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出版）
1．根据文意，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发展是艺术繁荣时代常有的特征，这是我国古代许多有关艺术史的著作证明了的结论。
B. 一个作家艺术风格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其间当然会产生不同风格的作品。
C.
D. 布封说“一个大作家决不能只有一颗印章”，是说天才作家不能只有一种创作手法。
E. 创作上之所以出现千篇一律的毛病，只承认艺术风格的一致性而否认其多样性是一个重要原因。
2．下面对艺术风格多样性的解释，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 艺术家不同的阅历和素养，是艺术风格具有多样性的根本原因。
B. 由于客观世界本身具有多样性，反映客观世界的艺术也就具有多样性的风格。
C. 艺术作品只要具有多样的风格，就能满足群众对于艺术的多样的需要和爱好。
D. 不同的艺术家的作品都会呈现一种主导的风格以及丰富多彩的多样性风格。
3．胡应麟评价杜甫的艺术风格“不失本调而兼众调。”下面诗句表现了杜甫诗歌什么“本调”，又各表现了什么“众调”？
⑴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夜喜雨》）
⑵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
⑶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前出塞》）
4．为什么有一些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艺术家作品也可以呈现同样的艺术风格？请结合作者关于艺术风格一致性的观点简要分析。
（六）
说园（节选）
①园林中曲与直是相对的，要曲中寓直，灵活应用，曲直自如。曲桥、曲径、曲廊，本来在交通意义上，是由一点到另一点而设置的。园林中两侧都有风景，随直曲折一下，使行者左右顾盼有景，信步其间使距程延长，趣味加深。由此可见，直是根本，曲随直生，重在曲折有度。有些曲桥，定要九曲，既不临水面(园林桥一般要低于两岸，有凌波之意)，生硬屈曲，行桥宛若受刑，其因在于不明此理(上海豫园前九曲桥即坏例)。
②造园在选地后，就要因地制宜，突出重点，作为此园之特征，表达出预想的境界。北京圆明园，我说它是“因水成景，借景西山”，园内景物皆因水而筑，招西山入园，终成“万园之园”。无锡寄畅园为山麓园，景物皆面山而构，纳园外山景于园内。网师园以水为中心，殿春簃一院虽无水，西南角凿冷泉，贯通全园水脉，有此一眼，绝处逢生，终不脱题。新建东部，设计上既背固有设计原则，且复无水，遂成僵局，是事先对全园未作周密的分析，不假思索而造成的。
③园之佳者如诗之绝句，词之小令，皆以少胜多，有不尽之意，寥寥几句，弦外之音犹绕梁间(大园总有不周之处，正如长歌慢调，难以一气呵成)。我说园外有园，景外有景，即包括在此意之内。园外有景妙在“借”，景外有景在于“时”，花影、树影、云影、水影、风声、水声、鸟语、花香，无形之景，有形之景，交响成曲。所谓诗情画意盎然而生，与此有密切关系。
④造园有法而无式，在于人们巧妙运用其规律。计成[注]所说的“因借(因地制宜，借景)”，就是法。《园冶》一书终未列式。能做到园有大小之分，有静观动观之别，有郊园市园之异等等，各臻其妙，方称“得体”(体宜)。中国画的兰竹看来极简单，画家能各具一格；古典折子戏，亦复喜看，每个演员演来不同，就是各有独到之处。造园之理与此理相通。如果定一式使学者死守之，奉为经典，则如画谱之有《芥子园》，文章之有“八股”一样。苏州网师园是公认为小园极则，所谓“少而精，以少胜多”。其设计原则很简单，运用了假山与建筑相对而互相更换的一个原则，无旱船、大桥、大山，建筑物尺度略小，数量适可而止，亭亭当当，像个小园格局。反之，狮子林增添了大船，与水面不称，不伦不类，就是不“得体”。
（取材于陈从周《说园》）
注：计成，明朝人，园林理论著作《园冶》一书的作者。
1．下列对园林中曲与直概念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A．园林中两侧都有风景，但造园者巧妙随直设曲，使游人左右顾盼有景，信步其间使距程延长，趣味加深。
B．上海豫园前九曲桥因为曲折较多，行桥宛若受刑，被称为园林中曲直设计的坏例。
C．桥本是为连接两点而设，曲桥、曲径、曲廊的设立，使它失去了原来的用意。
D．园林中曲与直是相对的，其中曲是根本，在此基础上，曲中寓直，曲折有度。
2．下列各项对文章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声影相依，有无相生，形神兼备，园中有诗，园中有画，这是古代造园者追求的审美境界。
B．无锡寄畅园景物面山而构，纳外山景于园内，使得园外有景，与古诗词意在言外相类似。
C．兰竹简单，画家能自成一格；小园简单，亦可成小园极则：全在创作者的独具匠心，不拘一格。
D．诗词、绘画、戏曲、园林，各门艺术的原理是完全相同的，规则、手段亦多相近，都反映了中国古人的审美情趣。
3．根据选文第二段，简析新建网师园东部的失误之处。
4．结合文本，分析为什么说“造园有法而无式”？
（七）
创新与想象 王生平
艺术贵在创造，科学贵在创新。艺术是情感的表达，追求的是美；科学是理性的事业，追求的是真。二者似乎不搭界，但都离不开人类的想象力，是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
艺术不是科学，但艺术创作却具有科学的品格，所谓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就是这个意思。古人的“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深沉慨叹；今人把“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中的“是”改成“这”，而提议者被尊为“一字之师”；著名钢琴家因演奏成名的钢琴曲错了一音而后悔。这一切都说明了艺术上的一字之差、半拍之慢，是美感强弱的构成因素、决定成分。尽管艺术采用的是形象的表达方式，但它的表达也有一个基本的技巧适中问题，也要符合客观的规律即科学问题。无科学性，艺术表达就不会有美感，也就难以为人所理解。
科学不是艺术，但科学发现也常有某种艺术创造的品格，即使有了新的突破、价值和意义，也会是“睫在眼前常不见”，只是有些“美妙”感，至于到底是什么东西，还是不能说清楚、道明白。杨振宁20世纪50年代关于“交换规范场论”的论文就经历了一个由不理解到理解的过程。“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只觉得这篇文章很美妙：到了60年代，才觉察到它的重要性。我到1964年以后才清楚认识到它跟数学的关系。” (《杨振宁文集》)电报的发明者美国人莫尔斯原本就是画家，1832年10月他在由法国返回美国的轮船上，一名叫杰克逊的医生在介绍一种叫“电磁铁”的新器件时说：“实验已经证明，不管电线有多长，电流都可以神速地通过。”正是这句话使莫尔斯沉浸在神奇的幻想之中，他大胆设想：既然电流可以在瞬间通过导线，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用电流来远距离传输信息呢?这个想法使他坐卧不安，从此以后，他告别了艺术，投身到科学领域，专门研究电流传输信息的问题，最终发明了电报。美国发明家郝奥发明缝纫机的针头，德国化学家凯库勒发现“苯环”结构，都是在“无意识”的梦中完成的。钢筋混凝土的发明者既不是著名的建筑师，也不是卓越的力学家，而是一位整天摆弄花草的法国园艺家约瑟夫·莫尼埃。这些事例意味着，科学发现并不只是理性思维的产物，它还依赖于艺术的想象力、创造力，依赖于人们的灵感和顿悟。
上述的创造和发现说明，艺术与科学、美与真，有重叠、有交融，二者是形象思维与理性思维的统一。王国维曾提到了这一现象，他通过对辛弃疾《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的研究，认为“词人想象，直悟月轮绕地之理，与科学家密合，可谓神悟”。1964年8月，毛泽东在同周培源、于光远谈哲学时也认为，“这首诗含有地圆的意思”。西方物理学家海森堡说“美是真理的光辉”，而爱因斯坦直接把科学发现称为“自由创造”，表达的均是同样的意思。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审美与科学殊途而同归：同归于历史、实践和生活，分途在求真、抽象与求美、具体的社会分工上。分工的优点是产生了专业和特长，缺欠是出现了职业的痴呆：中外先贤、学者给了我们以忠告。达尔文说，若有来生，不再成为制造公司的机器，每周要读诗、赏画、学音乐。工程院院士许国志诗云：“他生倘得从吾愿，甘为诗书再献身。”由于社会在发展、历史在前进，又由于生活、实践是整体的、不能分割的，产生了专业和特长的强强联盟，消化着消极的弊病，使二者互补成为主流，于是便有了科学与艺术的相得益彰态势。科技美学的诞生标志着这一点，而美育学科的建立，则意味着我国在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方面将大有作为。
艺术与科学的关系启示我们，不论是理论创新、科技创新还是其他创新，都不仅需要科学的逻辑推理，而且需要艺术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不仅需要理性，而且需要感性、直觉、顿悟。因此，我们要不断提高理性思维能力，不断提高艺术品味和形象思维能力，这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
1．根据文意，以下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艺术追求的是美，但也离不开真；科学家在追求“真”的同时，有时也会感受到“美”。
B．科技创新主要是形象思维的产物，但也离不开理性思维的辅助。
C．文中所说的“职业的痴呆”，是指对自己从事的职业缺乏了解。
D．科学与艺术是相互依存的，二者没有本质的区别。
2．下列各项中不能作为论据证明“艺术与科学、美与真，有重叠、有交融”的一项是
A．美国人莫尔斯发明了电报。
B．毛泽东说，《木兰花慢》含有地圆的意思。
C．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美学诞生了。
D．艺术创新需要感性、直觉与顿悟。
3．本文第二段和第四段都谈到了艺术的科学性问题，这是重复吗?请说明理由。
4．从事科学研究与艺术创作的人，要分别怎么做，才更有利于创新能力的培养，才更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八）
谈“中国式文化创新” 吴炫
从某种程度上说，除了饮食文化、琴棋书画这些传统文化内容，中国今天的文化已不能占领世界市场，“中国元素”也只能是传统文化的元素而不是现代中国的文化元素。而缺乏除饮食文化以外的精神和思想文化影响世界，中国就不可能承担以天下为己任的文化大国的责任；缺乏现代文化创造，中国就不可能参与世界现代进程、在重大世界问题上发出独特的声音从而赢得全球的真正尊敬。
不错，中国今天已经是经济腾飞的大国了，但这不等于中国已经是文化上可以“创新、生产、出口”的大国了。而经验告诉我们，不能使文化创造与经济发展保持同步，不仅经济发展会缺乏文化创新引导而不稳定，而且会使人们只能在西方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之间徘徊，导致“价值迷乱”，这就不可能对世界产生文化性的影响。因为世俗化地“满足于现实性富足”的中国人，和有宗教精神支撑的可以超越富足的西方人，背后是两种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的文化。所以西方有“对抗和超越现实”的文化，而中国文化则是《易经》八卦图的“在现实中的整体性”来谈自己的人生努力，所以如何让中国人“不满足于富足”，是一个中国现代原创性哲学命题。同时，既然是“创新”，那也意味着我们不可能从中国道家“淡泊欲望”和儒家“君子喻于义”、“知足常乐”的观念中，提取能引导现代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因为中国传统哲学观念，均是从“抑制”、“轻视”、“淡泊”个人欲望出发来对待富足和享乐问题的，而不是从“尊重个人欲望”和“人生还有不同于欲望满足的另一种努力”出发来引导人们“不在意欲望”的。所以，“中国式文化创新”不仅需要我们对西方各种人文观念进行“中国改造”，同时也需要对中国传统人文观念进行“原创性改造”。
也许有学者会说，理论不需要区分东方还是西方，只要有用就行。而我认为笼统地说“有没有用”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西方形式主义理论在中国产生了“新潮文学”，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在中国产生了巴金的《家》，但这样的有用，却不能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代表去影响现代化进程中的世界，所以鲁迅、巴金的影响主要还是在亚洲或本土，中国的“新潮文学”更是走不出中国。如此，依附西方原理的中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自然也就不具备与西方对话的资格。所以上述创新也就不能揭示出真正的“中国问题”。中国古代文化确实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但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现代性所强调的“尊重个体”、“尊重生命力”、“尊重创造力”是脱节的，所以很难进入现代人的现实生活。推而论之，中国的《易经》确实具有现实性、对应性、和谐性、整体性的神秘特点，但儒家的《易传》只是对它的一种解释，中国历史上还有柳宗元这样的不同于儒家“天人合一”的“天人不相预”的解释，这就说明今天的“中国式文化创新”还可以改造儒家的观念，建立起不同于儒、道的对《易经》的解释，如此，“新儒家”不触动儒家基本观念的“解释之创新”，就需要进行批判性对待。这样的工作，才是“中国式的文化创新”的应有之意。
（本文有删改）
1．下列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经济发展如果缺乏文化创新引导就会出现不稳定的现象。
B．中国的“新潮文学”走不出中国，证明了西方的理论对中国是无用的。
C．“中国元素”指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
D．只有用饮食文化以外的精神和思想文化影响世界，中国才有可能承担以天下为已任的文化大国的责任。
2．下列有关《易经》的理解，不符合文本意思的一项是
A．《易经》具有现实性、对应性、和谐性和整体性的特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
B．《易经》体现的中国文化主张个人要从现实中的整体性来进行人生努力。
C．《易传》是儒家对《易经》的解释，其观点可以概括为“天人合一”。
D．柳宗元反对儒家学说，将《易经》解释为“天人不相预”，认为“天”和“人”没有关系。
3．根据文本内容，概括中西文化的不同表现。
4．作者认为应该如何进行“中国式文化创新”？请简要概述。
（九）
代际转移：劳动力转移的新路径 唐茂华
综观我国劳动力转移的基本特征，突出表现为劳动力短期流动十分频繁，历年外出务工劳动力数量持续增加。但从长期来看，劳动力回流严重。对于中国这种特殊的农村→进城务工→最终回流农村“两栖”模式，诸多学者从制度视角予以了阐释，着力强调了户籍制度、城市用工制度、子女教育制度等制度体系对于劳动力转移的制约作用。但是，仅仅消除制度因素是不足以改变当前劳动力“两栖”转移现状的。
劳动力的“两栖”转移主要有两种基本形式，其一为兼业型或称为季节性，其二为阶段型或称常年性。但无论哪种类型，劳动力都未真正从农村和农业中转移出去。
从行业分布来看，进城务工农民主要集中在一些技术含量低、工资水平较低的行业，包括制造业、建筑业、住宿餐饮业、批发零售业和居民服务业等，这与进城务工农民自身的文化素质、工作技能和城市就业的制度性排斥等多重因素相关。
同时，这种以简单体力型劳动和青春型劳动为主要特征的就业形式决定了转移劳动力的就业年限是极其有限的，由此也就无法获得永续性的收入来源。到一定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将难以继续工作以获得工资收入，相反只能选择回流农村，由此形成中国特殊的“两栖”劳动力转移模式。
劳动力的永久性转移是推进整个宏观经济发展和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要求，但在现实经济社会条件下，试图通过代内转移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劳动力永久性转移问题是不现实的。然而，“两栖”转移路径显然不是中国劳动力转移的长久之计和理想模式。那么，是否存在一条次优的转移路径？
其实，与劳动力的代内转移相比，劳动力的“代际”转移将是中国劳动力转移更为务实和可行的选择。所谓劳动力的代际转移，是指当代进城务工农民未能从农村和农业彻底转移出来，而下一代（子女）实现了向城市的永久性转移，真正实现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非农产业的空间转移和职业转变。
劳动力的永久性转移必须具备长期的城市生活能力，需要有较高的工资收入以及可持续性的就业机会来抵偿城市较高的生存成本，这是当代“两栖”转移劳动力所无法企及的。当代“两栖”劳动力转移的真正价值在于，将他们今天的辛苦努力转化为培育和提升下一代的永久性转移能力，为下一代的永久性转移积累资本和创造条件。在其自身“两栖”转移的同时，将子女带入城市，使之自幼龄起不断适应和融入城市，为其今后的代际转移创造条件。
要使“两栖”劳动力转移真正能够培育和提升下一代的城市生活能力，绝不仅仅是作为转移劳动力家庭自主决策的结果，更需要必要的政策支持。政府可以通过出台相关政策，率先让进城务工农民的下一代提前和城市孩子一样享受到城市教育和城市文明，不断适应和融入城市社会，这才是进城务工农民离开故土、走向城市的真实价值，这也是中国劳动力转移的一条优选路径。
如果这一代进城务工农民的“两栖”转移能够在他们的下一代身上掀起永久性转移的浪潮，我想这就是对他们今天辛苦努力的最好回报，这也将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最大成功。
（《中国经济时报》2006-12-29）
1.下列关于我国劳动力转移的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劳动力短期流动十分频繁，外出劳动力数量持续增加，这是我国劳动力转移的基本特征。
B.许多学者认为户籍制度、城市用工制度、子女教育制度等对劳动力的转移起着制约作用。
C.劳动力的“两栖”转移并未使劳动力真正从农村和农业中转移出去。
D.代际劳动力转移将可能是中国劳动力转移的长久之计和理想模式。
2.下列关于本文内容的解说，有错的一项是
A.农村进城务工劳动力回流严重，是主客观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B.当代劳动力“两栖”转移是与我国现实经济社会条件相符合的劳动力转移模式。
C.要推进整个宏观经济发展，解决“三农”问题，就必须解决劳动力的永久性转移问题。
D.农村劳动力“两栖”转移只能是权宜之计，代际劳动力转移才是劳动力转移的最佳选择。
3.为什么说“仅仅消除制度因素是不足以改变当前劳动力‘两栖’转移现状的”？
4.简要概括劳动力代际转移的意义。
（十）
法治与所谓大国崛起 贺卫方
最近《大国崛起》在央视的热播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这个系列政论电视片以国家富强为中心，展现和分析了近代以来九个国家的历史进程，的确是近二十年来罕有的严肃之作。
当然，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制作者用了浓重的笔触描绘了制度在推进一国富强过程中的巨大作用，然而，制度背后又是怎样的因素？制度是否只是形诸于书面的规范？为什么在许多地方，规范很多而秩序却很少？
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一国的崛起究竟指的是什么。是否只是它的财富的拥有量？或者它的军队强大到足以攻城掠地、战无不胜？当我们揭示了法治或者宪政乃是一国富强的根源时，我们是否应当接着追问：难道说人类建设法治以及民主就是为了招财进宝、荣华富贵，抑或做国际强权，令万国闻风丧胆？
近代以来，由于长期遭受列强欺凌，让我们对于国富民强的期盼变得如此迫切。这样的心态使得我们对于制度建设的目的有了一种急功近利的理解。综观鸦片战争以来我国高人学士的各种议论，大多以这样三个目标为依归：一、民族独立，二、国家统一，三、国富民强。现在提起大国崛起，人们把它等同于经济军事等的强大，恐怕也是循着这个逻辑的自然结果。
即便以强国而论，一个悖论式的道理也可以从历史的事实里发现，那就是，一个国家的强大往往不是来自于统治者或政府的强权；恰恰相反，它更多地来自宪法和法律对于国家权力的全方位限制。而一些国家之所以国大力弱，原因并不在于那里缺少专制政府或强势的领导人，而恰好是因为政府雷霆万钧般的权力的存在，以及始终无法将这种权力纳入法治的轨道的事实。
法治的基本目标之一便是驯服政府。如何让一个权力本来不受限制的君主——当然也包括其他权势机构或人物——愿意接受法律的约束，循规蹈矩，这却是一个大挑战。
当统治者或各种政治集团都不得不严格遵守事先确立的规则，这可以说是一个国家法治的开始。当然，没有哪个统治者会完全凭借良心而遵循法度；“就范”这样的说法意味着权力被迫进入规范状态。在英国的宪政史上，约翰王被迫与贵族订立城下之盟《大宪章》，是贵族们以宪法性规则约束王权的里程碑事件。议会在英国的发展最终确立了“王在议会”的准则，那就是说，国王行使任何权力都必须听命于议会，遵守王国的法律。日渐独立的司法体系又成为政府内部制约任何滥用权力行为的最有效途径。于是，资本主义便在这种权力受制于法治的状态下勃然兴起。李约瑟和黄仁宇曾合作对于中国与英国的历史进行考察，得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乃是一种组织和运动，是限制国家权力和保障人民权利的法治化过程。
所以，那些崛起的大国能够获得持久的繁荣和稳定，折射出的乃是那里的民主和法治的成长。法治的初衷乃是保障个体的权利与自由，并非为了崛起为大国。后者也许只是一个人口和幅员达到一定程度的国家走向法治之后的结果而已。这便是历史的写照。
1.下列关于“大国崛起”的说法，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A.制度在推进大国崛起中具有巨大的作用，这是《大国崛起》对近代九个国家的历史进程的展现和分析得出的结论。
B.把一国的崛起仅仅理解为经济军事等的强大是错误的。
C. 崛起的大国能否获得持久的繁荣和稳定，反映了其民主和法治是否已经成长。
D.一个人口和幅员达到一定程度的国家走向法治之后的结果就是崛起为大国。
2.下列关于本文的说法中，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A. 由于历史的原因及对国富民强的迫切期盼，鸦片战争以来我国高人学士对于制度建设的目的的议论都有失偏颇。
B. 一个国家法治开始的标志是统治者或各种政治集团都严格遵守事先确立的规则。
C. 国家行使任何权力都受制于议会及王国的法律，这是英国资本主义勃然兴起的原因。
D.文章列举英国宪政史上的例子，目的在于得出资本主义乃是一种组织和运动，是限制国家权力和保障人民权利的法治化过程这一结论。
3.文章第二段，作者认为《大国崛起》的“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根据文章内容，说说其“不足之处”是什么？
4.联系全文，简述法治与大国崛起之间的关系。
（十一）
快乐经济学
趋乐避苦是人类行为的极终原则，追求快乐是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人类所有行为与结果如衣食住行、GDP增长、环境保护等，归根结底都是相对于快乐而言才具有价值的。或者说，人类所有的行为与结果均是手段，快乐才是终极目的。由于经济学是分析人类行为的科学，而快乐是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因此快乐应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近年来，国际上快乐经济学（Economics of Happi-ness）的研究方兴未艾，发展迅速。快乐经济学在整体主义价值观与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支持下融合了行为学、社会学、实验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知识，逐渐成为“直面生活现象”的经济学典范。
人类快乐欲望的产生不是主观随意的，甚至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是以人的相应生理官能存在和这些官能的需要为客观物质基础的。快乐属于在心身一体性基础上的脑物质的机能，人类的苦乐感知最终可通过脑神经元的电、磁、场、波等脑生理反应解读出来。这是快乐产生与感知的“主体客观性”。而人类追求快乐的主体欲望所指向的对象同样具有客观性质（如大米可以充饥、衣服可以御寒），它们相对于人类的快乐需要而言是客观存在的。
从理论机理上讲，快乐实际是基于心身一体性的人脑中枢神经系统电、磁、场等的物理、化学反应现象，最终可通过如血压计一样的“快乐计”来测度。人的主体客观性、类近似性及满足快乐的对象客观性三者大致可完成对快乐测量的理论机理与测量有效性的证明。但在发明出快乐计之前，快乐测量仍是一个难题。目前，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分别有各自不同的方法：心理学关注对快乐本身测度与追忆的稳定性；社会学主要侧重与主观幸福感测度方法，主要运用一系列关于主体感受的满意度指标来进行主观幸福感测度；经济学中的快乐测度比较注重主客观影响因子的系统性结合，注意一些客观实在性指标的选取，并对心理学、社会学方法有糅合性，但其弱点是对主观快乐测度的稳定性把握不够。如何把几种学科的方法结合起来，形成跨学科研究仍是国内外迄今未解决好的课题。
所谓经济增长与快乐增长悖论是指经济增长与快乐增长的相关性不一致的问题，简称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Paradox）。西方国家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即开展快乐指数调查，发现经济增长与国民快乐指数（happiness index）或主观幸福感（SWB SubjectiveWell-Bing）在一定限度（如人均GDP5000美元）内与快乐增长具有正相关，超过一定限度以后，相关性便显著减弱乃至快乐无增长、负增长。对于这一伊斯特林悖论现象，实际上可运用人本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所包含的“基于金钱的不同质需要的弱通约、不通约性”原理来解释。即当人们的收入上升到基本需要满足以上层次时，金钱就很难通约其他层次的满足，收入就不再是强相关性的快乐影响因子，而公平与尊重、交往与友谊乃至是自我实现就变得更加重要。这些需要的实现并不要用同等比例的钱来获得，这就是金钱与快乐在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后发生弱相关性的基础原因。当然，环境损害、公平缺失等是其他非金钱原因。然而，尽管需要层次论能够对伊斯特林悖论给以一定的理论解释，但经济增长与快乐增长的相关性演化仍给经济增长提出来一系列的重大课题。如：基于快乐核心价值的经济增长是否存在理性限度？经济增长如何持续促进快乐增长？经济社会发展究竟是以快乐、幸福为核心还是以GDP为核心？如果经济有发展而快乐无提高，则经济增长定然无意义。那么，经济增长又如何能够无限化地正相关于人们的快乐？
（全文1340字）（摘自2007年第4期《新华文摘·快乐经济学的理论难点、发展向度与现实价值 》，有删改，题目为编者加）
1．下列与文中说法不相符合的两项是
A．追求快乐是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作为分析人类行为学科的经济学，理应以“快乐”作为其学科研究的核心命题。
B．所谓快乐的“主客体性”，主要是指人的快乐欲望不是主观随意产生的，而是要受人的生理官能存在及官能的客观需要影响。
C．人类所有的行为与结果诸如衣食住行、GDP增长、环境保护等，其唯一的目的就是趋乐避苦，其所具有的价值就是体现在对幸福、快乐的追求上。
D．快乐实际上是属于脑物质的一种反应现象，它完全可以通过“快乐计”来测度，而在仪器的实际运用中，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采用的方法会各有不同。
E．人本心理学家马洛斯的需要层次论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增长与快乐增长悖论问题作出了解释，但未能说明解决途径。
2．下列对经济增长与快乐增长不一致问题的理解，不恰当的一项是
A．相关的调查结果显示：经济增长与国民快乐指数在一定的限度内并非总是呈正相关的变化。
B．当一个人的收入还没法满足需要时，金钱往往会影响快乐；而当一个人的收入上升到基本需要满足以上层次时，金钱就很难通约其他层次的满足。
C．生活中有的时候，人们的某些需要实现如公平与尊重是不能用同等比例的钱来获得的。
D．金钱与快乐在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后发生弱相关性，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看重自我实现，环境损害、公平缺失等问题是次要原因。
3．文章第三段，为什么说“快乐测量仍是一个难题”？
4．实施多年的假期“黄金周”制度，在拉动需求增长的同时似乎也日显其弊。有人戏称“黄金周”是“遭罪周”，还有专家认为“黄金周”的正面效应已逐步减少，应予取消。请结合文本内容，概括能够支持取消“黄金周”这一说法的理由。
（十二）
“国学”谈 连博
“国学”一词，从清末吵到如今，诸家定义不一。以《四库全书》所分，国学有经、史、子、集四部；按章太炎所分，则有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和文学。不过国学相对于新学，应指旧学；相对于西学，当指中学。大体言之，也就是老外说的“汉学”。
那么是否有分属各国的特殊学问呢?舒芜先生在《“国学”质疑》中说：“从来没有听说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土耳其等等这些国家，自称过他们的‘国学’啊。”其实土耳其“国学”还是有的，所谓“突厥学”是也。与之类似的，至少还有埃及学、亚述学、印度学等等，在欧美大学历史系，特别是东方历史系，一般都设有相应的专门课程。
可以看出，这都是一些东方的文明古国，文化背景与传承古希腊罗马的西方文明非出一系。其固有的文字文化无以名之，只好强以国名冠之。那么，能否把它们全部取消，像舒先生希望的，归并到文学、哲学、史学、法学等等中去?恐怕很难。科学哲学家库恩(Thomaskuhn)说，任何理论或学说都是建立在基于某种假设的范式基础上。特别对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这种立论基础往往与对世界根本属性的看法有关。举个例子，假如现在要把中医学归并到西医学去，除一些中草药可以用化学方法鉴定分离出有效成分制成西药外，像手太阳心经、足少阴肾经等十二经络在解剖学上能找到依据？阴阳五行，表里寒热又如何用病理学来解释？再如中国历史研究可以借鉴现代科学方法，但习用的训诂学、校勘学、目录学、年号学、史讳学要完全归并到西方史学中去，就很难找到合适位置。
身为中国人，我想多了解自己本国的传统学术还是有必要的。在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断层的今天，国学本应支持。但像时下某些人那样，把国学局限成儒学，甚至歪曲成理学；又或者大肆炒作，接连搞出“发现老子”、“论语新解”等“重大突破”的闹剧，那就只能称之为“伪学”，只能反对。传统文化虽说是以儒家学说为主流，但岂能要求我们今天的价值观倒退，改向封建士大夫们看齐？何况春秋战国时有儒家还有诸子，汉朝就有反对把儒家经典变成迷信教条的王充，宋朝除了程朱理学还有陈亮主张实用的“事功之学”，清朝还有反对礼教的俞正燮、戴震等人，更不要说除了典籍文章之外，中华民族创造的其他杰出成就了。
鲁迅先生早就感慨过真假学人的差别：“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可见，国学还是值得批判发扬的，但绝不是光靠背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就完事。而倒退，就更不会有什么出路了。
(选自2006年8月1日《文汇报》，有删改)
1．不能体现“任何理论或学说都是建立在基于某种假设的范式基础上”这一说法的一项是
A．在欧美一些大学历史系中，东方国家的“国学”一般都设有相应的专门课程。
B．土耳其“国学”还是有的，与之类似的至少还有埃及学、亚述学、印度学等。
C．国学中的学说，很难归并到属于西方文明体系的文学、哲学、史学、法学中。
D．训诂学、校勘学、目录学、年号学、史讳学在西方史学中很难找到合适位置。
2．下列表述与原文内容相符的一项是
A．“国学”一词历来叫法纷纭，有人称之为经、史、子、集，也有人称之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文学。
B．从清末到现今，“国学”一直没有统一的定义，本文认为，国学应是研究古代儒家文化及其价值观的学说。
C．作者认为，中国人研究国学，很有必要，但时下国学研究却出现了不少误区，造成不良影响，应引起关注。
D．国学研究如果只局限于儒学，不研究包括王充、戴震等人的学说和程朱理学，那无异于向封建士大夫看齐。
3．综观全文，作者主要是针对两大问题来谈“国学”的。请概括出这两大问题的具体内容。
4．请写出本文作者关于“国学”的观点及其依据。
（十三）
《国语》为何不是“经”书?
在众多与经书相关的典籍中，《国语》一直与《左传》内容相表里，且成书年代相近。但始终没有成为“经”。周予同先生认为“经”有三个特点。首先，“经”是中国封建专制政府“法定”的古代儒家书籍，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和统治阶级的需要，“经”的领域在逐渐扩张，从“五经”扩大到“十三经”。其次，“经”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古代儒家的书籍。它不仅为“法定”，而且是从所有合法书籍中挑选出来的。后来儒家编著的书籍，固然不称为“经”，就是秦汉以前的儒家书籍，不是得到孔子“真传”的，也不能称之为“经”。再次，“经”本身就是封建专制政府和封建统治阶级用来进行文化教育统一思想的主要工具，是封建专制政府培养提拔人才的主要准绳，被称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合法的教科书。这三个特点，是书籍成为经典的标准。在“经”的领域扩大到“十三经”的过程中，封建专制政府的法定始终是第一位的，其次是儒家思想，第三是孔子。
至于《国语》，不能成为“经”书，最重要的是它不是解《春秋》的。思想上，柳宗元《非国语》云：“其说多诬淫，不概于圣。”但《国语》中包含了儒家思想的很多内容，如礼治、民本、正名、忠恕等。其他学说在《国语》中也约略可见，驳杂的思想体系，使它不可能成为统治者所认可的典型合法的儒家经书。另外，《国语》不但不得孔子的真传，内容上对孔子事迹的记载也颇与“子不语怪力乱神”相悖。因此“经”的范围虽在不断扩大，《国语》却不可能为儒者拥护，被统治者选中。
《国语》的辞采，也影响着人们对它的重视程度。柳宗元称其令世之学者耽嗜，富艳浮夸。崔述曰：“《左传》一言可毕者，《国语》累章而未足也。”《左传》自成一体。语言风格一致，但《国语》诸语亦各有千秋。或长篇大论，侧重理性说教；或小巧精致，语言隽永；或以修辞见长，文字流畅而有气势。可惜语言上的优点，不能令《国语》一体，而诸语风格的差异，也使全书有割裂之感，多给史家留下批判和质疑的借口，哪里还有成为经典的可能呢?
基于此，《国语》无缘经书之列，进而无缘成为中国封建科举法定的科目。失去了广泛流传的机会。尽管如此，其与《左传》关系密切，颇受达官儒士们日常研读的重视，勉强维持着其“春秋外传”的声誉。刘知几《史通·六家篇》定《国语》为一家，为“春秋外传”。称其“六经之流，三传之亚”，是将《国语》视为准经典。
清代编修《四库全书》，将《国语》改隶“杂史类”，其地位下降。但仍有人把《国语》当经典来看，希望将之提升到“经”的地位。段玉裁主张于“十三经”外，加《国语》、《史记》、《说文解字》等，成“二十一经”，可惜没有响应者。廖平于光绪十二年，拟定《十八经注疏范例》，他将《大戴礼记》和《国语》升为“经”，合成“十八经”，终未成。
1．下列表述不属于“经”的特点的一项是
A．“经”必须是封建专制政府“法定”的古代儒家书籍。
B．“经”是从合法书籍中挑选出来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古代儒家的书籍。
C．“经”是封建专制政府和封建统治者用来进行文化教育，统一人们的思想的工具。
D．封建专制政府以“经”作为培养提拔人才的唯一标准，它是封建社会中合法的教科书。
2．下列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秦汉以前的儒家书籍，只要是得到了孔子的“真传”，都被统治者认可，确定为“经”。
B．《国语》虽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但由于它不是解释《春秋》的，所以没有成为“经”。
C．《国语》语言风格多样，或长篇大论，或小巧精致，或以修辞见长，自成一体，文字流畅而有气势。
D．清代编修《四库全书》，《国语》落到了杂史类的地位，而段玉裁、谬平等人都试图将《国语》提升到“经”的地位，但均以失败告终。
3．结合文章内容，你认为“《国语》不是经书”的原因有哪些？
4．请结合文章内容，对《国语》一书作一简要的点评。
（十四）
趋时——周易的大智慧 曲庆彪
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拥有却又无时无刻不在失去的是时间，而我们用以度量生命行程的时间又是怎样与环境、态势、机运等结合在一起从而左右了人的命运和社会历史进程?
包裹在卜筮大氅下的哲学典籍《周易》对此进行了深入探究。《周易》中每一卦都是虚拟不同事物或同一事物不同境遇的发展过程，每一爻都象征着事物初萌、发展、跃升、成熟和盛极而返、带着新质向原点回归的不同阶段。六十四卦对“时”的阐释各有侧重，但都紧扣一个“时”字，充分体现着《周易·系辞》中“变通趋时”的要义。
《周易》中所论及的“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时间的延续，应理解为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和方向，以及达到某一关节点时境况综合的抽象。时间与氛围、环境、态势、机会相结合，衍生出许多与人生命运息息相关的概念，如时机、时效、时势、时宜等等。这些概念里蕴含着时间的推移、时势的演化、时境的变迁和时中的把握。
趋时，就是对时势的认识，对时机的把握，对时变的感受，对时行的觉悟。“时”不是死的，而是活的。“趋”同样要灵活，要体现人的主观能动性。通常，人们处理事物的方式有两种：去探求，去把握，叫顺之；被动适应，叫由之。由之不是不好，得看什么时候，分什么事情。我们还是要强调“趋”的主动性、自觉性，也强调要作为有心人，培养自己对“时”的感觉，通过积累和凝聚，让这种感觉成为随天、随机、随心、随时可“趋”的悟性。
对趋时本身的把握应该是辩证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深刻地理解与时偕行，我们就会发现，其根本精神在于追求一种既适应时代发展趋势，又适得事理之宜的理想境界，在于自觉遵循天道、地道、人道运行的规律。与时偕行，就需要看准时机，把握事物演进变化的规律，灵动自如，昂扬健行，生生不息；同时，与时偕行不仅意味着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不落伍于时代，而且也意味着不要“豪迈地”超越时代。在这变动不居的世界上，人们期待的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那一刻。那一刻，便是我们与时偕行的“时”。“违时不进”的保守主义，“超时而进”的激进主义，都不是“与时偕行”的准确诠释。在时的把握与动作上，“过”与“不及”都不行，要真正体现与时偕行。
在历史潮流跌宕涌进的过程中，始终能够“与时偕行”，的确不是一件容易事。通常，“时”与“势”往往相一致，体现出“天人合一”的和谐感、秩序感。如《周易》所说：“顺乎天而应乎人”。孙中山把这叫做“顺乎世界之潮流，适乎人群之需要”。但也会出现时势潮流与人群需要的矛盾，形成“时”的悖论。特别是一个社会要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时候，“其时之义大矣哉”。这样大的“时”到来之际，就需要整合，并因势利导，不是等待不动作，而是动作，从微动开始，循序渐进。
宇宙的演化，社会的变迁，生命的遗传，都处在变化之中，充满着不确定性，即偶然性。命运就是这种偶然性。从《周易》对“趋时”的理解和阐释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命虽不可改，运却可以转；把握了时运，也就是把握了命运。这里的“时”，是按照天道人事运行的大规律，各种事物勾连互动、各种因素相互影响而形成的“时”——时中蕴势、时中含机， 势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机便成熟了，就可以变，也必然变；就应该动，不动就会错过机会。
“道莫盛于趋时”，宿命论认为世事变迁或个人遭际皆由命定，《周易》却通过对“时”的体察和把握，通过“趋时”的大智慧而超越了宿命论的观点，不能不说在理论思维上达到了一个制高点。(作者为辽宁师范大学校长)
1．下列各项是对《周易》有关内容的解说，不恰当的一项是
A．《周易》是对易卦象征意义作解说的卜筮书，同时又是一本哲学著作。
B．《周易》中每一卦都体现着《周易·系辞》中“变通趋时”的要义。
C．《周易》认为，命虽不可改，运却可以转；把握了时运，也就是把握了命运。
D．《周易》认为世事变迁或个人遭际皆由命定，这一观点超越了宿命论。
2．下列各项是对文章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恰当的一项是
A．时机、时效、时势、时宜等概念，都是在《周易》中所论及的“时”的概念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
B．要实现“趋时”的主动性、自觉性，就要培养自己对“时”的感觉，努力让这种感觉成为悟性。
C．在出现时势潮流与人群需要的矛盾时，我们要坚持“时”与“势”的一致性，体现出“天人合一”的和谐感、秩序感。
D．宇宙、社会、生命都处在变化之中，充满着不确定性，即偶然性。命运就是这种偶然性。
3．文章说“对趋时本身的把握应该是辩证的”，这个辨证性包括哪2个方面，请根据文意简要说明。
4．说说作者在文章的主体部分是从哪三个方面层层深入地论述“趋时”的深刻含义的。
（十五）
《百家讲坛》拉开了“文化奶妈”时代
“《于丹〈论语〉心得》签售一日过万册”，这个新闻近几日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盘旋，因为它不是个枯燥的阿拉伯数字。签售当日，我路过中关村图书大厦，看见好多人绕着楼排队，起先以为是商场要大优惠，他们在抢购什么东西，走近才知道，原来是为了于丹女士讲孔子的签名售书。冬天的风在他们身上肆意拍打着，蛇样的队伍却越来越宠大，从这样的人群旁边走过，心情颇为复杂。
央视《百家讲坛》火爆后，文化传承似乎找到了一条通向罗马的捷径。本来是给闲人解闷的讲坛，成了普及经典文化的圣地。一批嘴皮厉害的讲人次第登场，于此扬名立万，跻身学者兼畅销书作家的行列，名利双收。
自余秋雨开始，文化找到了他的“传教士”，“传教士”也先后找到了文化。人们买名著经典，只是为了装点门面，并不就去如饥似渴地阅读，而要等待“传教士”的出现。比如，刘心武之于《红楼梦》，易中天之于《三国演义》，孔庆东之于鲁迅著作。从普及文化的角度看，这样的现象令人欣喜。每一个讲解者都复活了一本书甚至一个领域，读者也经由他们的讲解，激起强烈的阅读经典的兴趣。在一个精神无指向的时代，他们给出了一条文化传承之路。
一大批文化“传教士”的出现，改变了中国文化传播的方式。我把讲解者称为“文化奶妈”，把这种传承方式命名为“文化奶妈”式——就是得有奶妈吃了文化之草，再挤出奶汁喂养嗷嗷待哺的文化学童。
“文化奶妈”出现的原因很复杂，但大致可以找到这么两条：一是长期与文化的隔离，大众阅读理解能力极度下滑，已经很难弄明白老祖宗的字意了。这就需要人把文化通俗化，导入大众之耳。二是缺乏耐心，渴求速成。效率主导了人的生活，即使润物细无声的文化，也得服从这个硬道理。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体味先哲的精神，我们要的是结论，能让我们受用的东西。因此，文化方便面大行其道。
在这样的时代，我们要放声赞美奶妈的功劳。他们尽管不是最有水准的学者，不能给我们提供学术标杆，但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传达出中国文化的魅力，使百姓愿意亲近文化。当国民阅读率持续走低的时候，有这样安慰国人的二手经典，当然不是坏事。
如果往深里思考，忧虑也不少。已经出版的种种解释，都是个人化的探究与心得，毫无疑问，都在放大或缩小原著的思想空间，甚至背离原著主旨，把读者引向理解的歧途。在读者与经典之间，他们可能是桥梁，也可能是阻燃剂。出版的一窝蜂，使咀嚼式文化产品急速繁殖，读者越来越懒了。由此造成的阅读依赖心理，将使名著远离人们，取椟还珠。
如果注意到《百家讲坛》的产业化运作方式，我们对其弊端就不能不加以警惕。在我看来，“奶妈文化”商业化操作的后遗症非常明显：首先就是急功近利，以市场定选题定人选，完全工业化操作，把精微的理解纳入程式化的规范里，长此以往必将形成恶俗的风气。其次，为了标新立异，对原著发挥离谱，靠过度解释吸引大众耳目。三是庸俗化家常化，以探究人性做幌子，把历史拆解成逗乐子的庸俗段子。
提醒咂巴奶头的文化学童，你们吃的东西毕竟不是原汁，而是替代品，如果想弄明白中国文化的原味，一定要去啃原著啊!
《论语》固然要看，但重在实行。孔子塑造了中国人的特征和行为准则，昭示了礼乐调和的人生境界。人之为人的奥秘皆在于此。用心去读，用力实践，《论语》才有价值，否则就只是滑稽的装饰。我们如果只是冲着某人的签名才会读孔子，孔子真的像艺术家金锋塑造的那样——要哭了。
（选自《中国青年报》2006年12月4日，有删改）
1．下面关于“文化奶妈”的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化奶妈”是指那些讲解中国文化的人，即文化“传教士”，他们改变了中国文化传播的方式。
B．“文化奶妈”传承文化的方式往往是他们吃了文化之草，再挤出奶汁喂养嗷嗷待哺的文化学童。
C．作者认为要赞美“文化奶妈”的功劳，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传达出中国文化的魅力，使百姓愿意亲近文化。
D．作者提醒咂巴奶头的文化学童们，一定要认真去啃文化方便面，因为其中有“文化奶妈”大量的个人化的探究和心得。
2．下面的表达与原文意思不相同的一项是
A．“文化”与“传教士”是一个双向选择，二者的结合，促进了文化的普及。
B．“文化奶妈”的出现，复活了一本书或一个领域，激起了读者强烈的阅读经典的兴趣。
C．作者认为现代人没有时间体味先哲的精神情感，但要知道其中的结论和能让我们受用的东西，因此作者提倡我们阅读“文化奶妈”的二手经典。
D．“文化奶妈”的商业化操作后遗症十分明显：形成恶俗化的风气、对原著的过度解释和把历史拆解成逗乐子的庸俗段子。
3．本文认为“文化奶妈”出现的原因有哪些？
4．作者认为《百家讲坛》拉开了“文化奶妈”的时代，对这一观点你是怎么看的？
参考答案
（一）
1．A 原文说“‘中国元素’并不意味着一味从中国的神话传说中寻找创作题材”，它的意思是不能把取材范围仅仅局限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但它并不排斥“中国的古代神话传说”。
2．D 以偏概全，这只是动画片《淘气鬼马小跳》所采取的举措，而非整个中国动漫都要采取的举措。
3．答：创作原则上要立足生活，创作内容上要展现中国现代社会图景，创作重点上要关注平常人的生活。
4．答：成功经验是开拓上下游产业：（1）在上游——投拍前，通过出版物连载漫画，为动画片造势，并根据读者反应，改造形象，提升形象的接受度。（2）在下游——同步设计、制作、出售文具、玩具等各种衍生品。
（二）
1．A、B（A. “艺术感染力不大”不仅仅是“无法承载丰厚的社会内容”这一个原因。D.断定它“不能登大雅之堂”太绝对化了。）
2．A（B.讽刺“如果离开了幽默”，才会“丧失内在的艺术韵味，成为一种变相的挖苦与谩骂”。C.灵动只是“有时”也融合在幽默与讽刺之中。D.“平面化、碎片化、解构化的艺术倾向”是“后现代的气脉”的“表现”，是“在幽默、讽刺、灵动的审美追求之中”“不时”透露出的。）
3．积极作用：调节心情，交流情感，减轻压力，给人带来快乐和方便。
消极作用：机械复制，过份媚俗求利，文化品位不高，出现“快餐文化”甚至“文化垃圾”。
4．⑴小，篇幅短，内容少。
⑵轻松（“笑”），多为亲切风趣的内容。
⑶需要下载和发送，受技术的限制。
（三）
1．A（B.原文是“如果……”为一种假设；C.“都是为了说明人类具有噬血习性及攻击性行为”错；D.两者均不是作者的观点，故“作者认为”说法错误。）
2．A（文中无积极的一面）
3．⑴①江湖世界中的人尽管行为目的不同，但都是在刀剑丛中讨生活（或：都是在杀人）；
②侠客自掌正义，杀人仅凭道德律，不问官府不求法律；
③人的生命维系在某一个人的主观好恶中，人们可以仅凭主观随意杀人。
⑵作者认为武侠小说中的江湖世界没有法律、没有人道，让人觉得“可怕”，对其持否定态度。
4．人类具有噬血性、攻击性行为，武侠小说在某种意义上暗合了这一嗜血习性，读者潜藏的嗜血欲望在侠客诛杀奸人的快意恩仇中获得了满足。
（四）
1．D（“而非艰苦思索的结果”与原文表述相悖）
2．C
3．这种说法不正确。在“诗的境界”形成过程中，思考与联想必不可少；通过思考与联想，“直觉的知”可进为“名理的知”，“名理的知”，也可酿成“直觉的知”。
4．①由“见”到“直觉”，并依靠“直觉”发现“诗的境界”；②处理好“直觉的知”与“名理的知”的关系，二者不能同时进行；③重视“灵感”在“诗的境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④强调“独立自足的意象”在“诗的境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五）
1. B（B以偏概全，绝对化，仅是“常常”有的“可能性”。）
2. B（A只是艺术风格多样性的一个原因，不能说是“根本原因”；C原文是“只有……才”；D以偏概全。）
3.这些诗句都表现了杜诗忧国忧民的“本调”。⑴体现了杜诗轻灵的风格；⑵体现了杜诗悲壮的风格。⑶体现了杜诗豪放的风格。
4.这是由于这些艺术家的创作个性相近或相同，而且不同的时代、不同民族的的审美需要和艺术发展也有其共性，因而其作品的艺术风格可以呈现一致性。（意思对即可。）
（六）
1．A （A 正确，曲桥、曲径、曲廊的设立正有此意，这体现了中国园林设计中自然随意的思想。B 曲折多少，并不是评判园林曲直设计好坏的原则，是否做到曲直有度，曲本直生才是评判园林曲直设计好坏的原则。豫园九曲桥是因为不理解这个原理生硬屈曲而成坏例，还有“不临水面”无“凌波之意”也是一个原因。C 曲桥、曲径、曲廊的设立并未失去了桥廊径原来的用意。 D 曲本直生的意思是曲本于直生，直是根本，在此基础上“随直曲折一下”，因此说曲是根本不对。）
2．D （“诗词、绘画、戏曲、园林，各门艺术的原理是完全相同的，规则、手段亦多相近” 不对，它们只是相通，而非相同，更不是“完全相同”）
3．网师园东部的失误：没有考虑到全园的整体布局，做到因地制宜，突出重点。网师园原是以水为中心，但新建的东部没有水了，失去原来以水为中心的特点。
4．造园需要根据不同情况各臻其妙（做到得体），重在巧妙运用规律，可以有各种方法、原则，但不能形成一种程式、规定，否则造出的园子就会没有特点。
（七）
1．A（B由第4、5段文首可知选项错误，张冠李戴；C第4段文中，无中生有；D由首段即知错误，混淆概念）
2．D（答非所问，由第5段末可知可非论据）
3．不重复。第二段是说艺术的表达技巧需要适中，符合客观规律，因而有科学性；第四段则说艺术作品表现的内容，能够揭示事物的本来面目，因而有科学性。
4．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应该学习艺术，以不断提高形象思维能力，激发想象和创造能力。从事艺术创作的人，应该学习科学，以不断提高理性思维能力，更有利于把握艺术的规律。一个人既懂得自然科学，又有艺术素养，二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才能得到全面发展。
（八）
1． A（B“无用”是绝对化的说法；C“中国元素”不仅指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只不过今天“只能是”传统文化元素而已；D“饮食文化以外的”错，“饮食文化”也应包括在内。）
2． D（文中没说“柳宗元反对儒家学说”。）
3． ⑴中国人“满足于现实性富足”，西方人“超越富足”； 背后是两种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的文化。
⑵中国人缺乏宗教精神支柱，西方人有宗教精神支柱；
⑶中国人“在现实中的整体性”来谈自己的人生努力，西方人“对抗和超越现实”的文化；
⑷中国人淡泊个人欲望，西方人尊重个人欲望。
4．“中国式文化创新”不能笼统地以“有没有用”为标准，要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对西方各种人文观念进行“中国改造”，同时必须触动儒家基本观念，批判性地对待中国传统人文观念，进行“原创性改造”，建立起不同于传统观念的中国创新文化。
（九）
1.A（“基本特征”应包括“从长期来看，劳动力回流严重”一面。）
2.D（D.“最佳选择”武断。）
3. 劳动力的永久性转移必须具备长期的城市生活能力，需要有较高的工资收入以及可持续性的就业机会以获得永续性的收入来源来抵偿城市较高的生存成本。而进城务工农民自身的文化素质低，工作技能差，只能从事技术含量低的行业，工资水平低，其就业形式主要表现为简单体力型劳动和青春型劳动，决定了其就业年限是极其有限的，难以获得永续性的收入来源。
4. ⑴劳动力代际转移是中国劳动力实现永久性转移的一条优选路径。
⑵能推进整个宏观经济发展，有助于解决“三农”问题。
⑶能体现当代“两栖”劳动力转移的价值。（或：实现进城务工农民离开故土、走向城市的真实价值。）
⑷能有力地推进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标志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最大成功。）
（十）
1.D（变或然为必然，原文为“也许只是……而已”）
2.B（A.以偏概全，“都有失偏颇”错。C.原因不仅是国王权力受限制，还应包括“日渐独立的司法体系”对政府内部任何滥用权力行为的制约。D.这一结论是李约瑟和黄仁宇对中国与英国的历史进行考察得出的结论，作者举例的目的应见于上文。）
3. ⑴仅指出制度在推进一国富强过程中的巨大作用，未能深入探究制度背后的因素及制度的实质等问题。
⑵未能全面诠释“崛起”的含义，可能让人误认为“崛起”就是经济军事等的强大。
⑶揭示了法治或宪政是一国富强的根源的道理，但没有对人类建设法治及民主的目的作全面的揭示。
4. 法治的基本目标之一是驯服政府，法治的初衷并非为了崛起为大国，而是保障个体的权利与自由。但大国的崛起离不开法治，只有通过宪法和法律对国家权力进行全方位的限制，将国家权力纳入法治的轨道，才能推进大国的崛起。
（十一）
1．C D（C“……等所具有的价值就是体现在对幸福快乐的追求上”的说法与原文之意有出入；D不同学科测度快乐的方法各有不同并非是指“仪器的实际运用”而言，况且“快乐计”还未发明出来。）
2．D（“基础原因”不等同于“根本原因”，再者，原文并未指明“环境损害、公平缺失等”是“次要原因”。）
3．因为涉及快乐经济学研究的相关学科对快乐的测量虽各有方法，但总有不足或弱点。而目前还未能做到把几种学科的方法较好地结合起来，形成跨学科的研究。
4．①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是追求快乐，由此，经济社会的种种活动则是实现幸福快乐的手段，经济增长也应该是以快乐为核心价值。 ②假期“黄金周”制度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并没有保持促进人的快乐同时增长，反而给人带来了许多烦恼、不利，这样的做法脱离了人类行为快乐“终极目的”，其经济增长已不具备“快乐”价值，是无意义的。所以应该取消“黄金周”。
（十二）
1．B（是用以反驳第２段前“从来没有听说……自称过他们的‘国学’”的观点，与题干句的观点无关。）
2．C（A偷换概念；B国学应是以儒学为主流的传统学术文化的统称。
模糊概念，以偏概全；D模糊概念）
3．①取消国学将其归并到文学、哲学、史学、法学中去。②把国学局限于儒学，甚至歪曲成理学，或大肆炒作，搞“伪国学”。
4．①观点：国学不应该取消。依据：东方文明古国都有“国学”。
②国学不能归并到文学、哲学、史学、法学中去。 依据：中国国学的立论基础与西方不同。
③观点：“国学”不应局限于儒学，而应批判发扬。依据：把“国学”局限于儒学，无疑是价值观的倒退；多了解本国的传统学术有必要。
（十三）
1．D（“唯一标准”的说法不符合文意）
2．D（A．说法太绝对，文中无据：B．“《国语》是儒家的经典著作”的说法不正确；C．“《国语》自成一体”说法有误。）
3．（1）《国语》中包含了儒家思想的很多内容，但其思想体系驳杂，没有得到统治者的认可。
（2）《国语》没有得到孔子的真传，在内容方面对孔子事迹的记载也与孔子的思想不一致。
（3）《国语》富于辞采，但语言风格的差异，使全书有割裂之感，遭到了史家的批判和质疑。
4．（略）
（十四）
1．D（这恰恰是“宿命论”的观点）
2．C（“在出现时势潮流与人群需要的矛盾时” ，“需要整合，并因势利导，不是等待不动作，而是动作，从微动开始，循序渐进”）
3．（1）“看准时机，把握事物演进变化的规律”，答“‘违时不进’的保守主义，‘超时而进’的激进主义，都不是‘与时偕行’或“在时的把握与动作上，‘过’与‘不及’都不行”也可。（2）在“出现时势潮流与人群需要的矛盾”时，“需要整合，并因势利导，不是等待不动作，而是动作，从微动开始，循序渐进”。
4、（1）论述《周易》中所论及的“时”的含义；（2）《周易》中的“趋时”的意思是怎样的；（3）《周易》对趋时的要求是辨证的。
（十五）
1．D（作者提醒咂巴奶头的文化学童们，一定要认真去啃原著）
2．C（“因此作者提倡我们阅读‘文化奶妈’的二手经典”错误）
3．①大众长期与文化的隔离，大众阅读理解能力极度下降。②效率主导了人的生活，人们没有耐心去阅读，褐望速成。③普通人读不明白传统文化的字意了，需要“文化奶妈”将其通俗化，直接让大众接受。
4．可以认同，也可以反驳。如从反驳的角度去写，可写于丹讲《论语》掀起了全民关注《论语》的热潮，使得文化程度不高的民众也能了解《论语》，了解儒学，这对普及中国古代经典文化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