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读孔子：他是一条丧家狗
最近，北京大学教授李零把他讲《论语》的讲义结集出版，书名叫《丧家狗》。李零的专业是考古，考古讲究实证和复原，这样的思维被他运用于对《论语》的解读。
《丧家狗》开篇考证了孔子的长相、出身、成分、姓名、家庭、籍贯。说孔子大个子、有一颗圆圆的大脑袋，出身破落贵族家庭，是父母野合而生，三岁丧父，十七岁丧母，在穷街陋巷长大，15岁求学，30岁开馆授徒，50岁通过《周易》，算出自己将当官，仕途不顺，55岁出国游学，除短暂服务于卫、陈两国，哪个国家都不肯用他，60岁的时候，颠沛流离，路过郑国，一个相面的人说他：上半身有圣人气象，下半身像垂头丧气像丧家狗——这是书名《丧家狗》的由来。与时下众多天马行空的“论语心得”不同，《丧家狗》的体例老老实实：原文——字词注释——白话翻译——李零的点评和发挥。
这不是孔子第一次被称作丧家狗。文革期间，巴金先生曾撰文《孔老二罪恶的一生》，“丧家之狗”的典故经由这篇“战斗檄文”广为传颂。
对李零来说，丧家狗这个称呼不含有当年的意识形态色彩，它戏谑而严肃。戏谑之处在于李零想像一个顽童一样戳穿“孔圣人”的神话。严肃之处在于，他以严谨的学术推导让孔夫子还俗。在考证孔夫子的身世经历的同时，李零梳理了空门弟子的传承关系，试图证明：后世道统学家津津乐道的孔门传承关系是人造的“直线传播”，孔子死后，发生了一系列造神运动。而这一切与孔子无关。李零说，“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
李零自称“红旗下的蛋”。生于1948年的他跟他的同辈学人有大致相同的经历：黑帮子弟、上山下乡。青春时代的幻灭和底层生活经历，让李零的研究取向兼具庞和专的特点。他研究竹简帛书，数术方技，也研究毒药、巫术、脏话和厕所。他从野学问入手，一点一点向正统和经典包抄。在北大，李零开四大经典阅读课。这四大经典是《老子》、《周易》、《孙子兵法》、《论语》。李零认为，这四本书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侧面，《论语》和《老子》是人文类学术，《孙子兵法》是管理人的学问，数术方技是关于天道、性命、医学的学问，这方面没有经典，只好把《周易》经传拿来读。
思维跳跃是此人的一大特点。两千四百年前孔子的语录，经常激发他对今人今事的联想，古与今的隔阂在刹那间被出其不意地打通，文风朴实粗糙，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4月22日，专为《丧家狗》出版召开的座谈会上，左中右三派学者齐聚北京鲁迅博物馆，大部分学者对李零“先识字，再读书”严谨读《论语》的态度以及他亦庄亦谐，不拘一格的文风表示赞赏，但李零从《论语》中抽取出的“丧家狗”的意象却引发了或激烈或缓和的争议。
大陆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社科院学者陈明认为，《丧家狗》是“作家的文采+训诂学家的眼界+愤青的心态”，将孔子概括成丧家犬就是受文革刺激的愤青心态的表现；《论语》不能成为简单的训诂学的对象，因为人文遗产重在阐述，而非还原。
李零的同事、北大教授刘东认为，中国文化从简单走向辉煌的过程不能用简单的还原主义来解读；孔子不仅仅是丧家狗，孔子有忧也有乐，他既有奔走侯门不得志的一面，也有为韶乐和福云流水悠然自得的一面。
赞同李零观点的北大教授钱理群则认为，任何找不到心灵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孔子是，李零是，他自己也是。丧家狗只是一个中性词。而与钱理群一样致力于鲁迅研究的王得厚却不同意钱理群德夫子自道。他说，好为王者师的人才是丧家狗，李零不是，钱理群也不是。
会场上，被七嘴八舌的同侪所环绕的李零时时陷入沉思。4月20日，在万圣书园接受本报记者专访的时候，他曾极力在自己的作品和当下的“论语热”、“孔子热”中划清界限：
“我给大众写书主张通俗化，但是我也反对庸俗化，人民群众也不能惯着，人民群众喜欢的恰恰是那些科学管不了的东西，神神秘秘的东西，测不准的东西，极其实用的东西。我写书是想把人家脑袋给搞清楚了。如果你把他们搞糊涂了，举国若狂地崇拜你，实际上把你也搞糊涂了。”
李零在《丧家狗》中努力要做的工作是剥离孔子合《论语》身上的意识形态色彩。但记者翻看采访记录却发现，大部分话题仍然是围绕意识形态展开的。这或许是思想的一个悖论，我们要反对什么东西，通常只能站在它的对面，并且不得不借用它的语汇。
李零从论语里读出了啥
南方周末：在开课讲《论语》之前，您系统读过这本书吗？每次有什么心得？
李零：中学就读。1990年代整竹简也读，但经常读不下去，因为这本书特别乱。我不是搞竹简研究吗？1990年代出土的东西，很多都是儒籍，不读怎么行？我得掉过头来，重新补课，到这里面找东西。讲课，我得先读书，写讲义，一边讲，一边改，光写这本书，前后就花了四五年。虽然，比起《兵以诈立》，时间少了点，还是很有心得。《孙子》，我讲过20年。研究时间更长，至少30年。我说，这是读书笔记，还是个毛坯，比起《兵以诈立》的准备时间，它是短了点，但决不是一年就能写出，我也没想跟谁比赛，急着往外掏，中华的朋友最清楚。这书难读，所以我才提出，要打乱了读，并且整了本附录。我写讲义，记下心得，讲过之后，要回过头来一遍遍核对。改这本书，最重要的是互相照应，看看各处有什么矛盾没有，工作量很大。它篇幅大，等于《老子》、《孙子》、《周易》加起来的篇幅，容易顾此失彼。
南方周末：之前读《论语》，除了“乱”和“寡淡如水”之外，就没有别的感受了？
李零：真是淡流寡水。
南方周末：您这次上课，从2004年到2005年，大家失望吗？
李零：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要告诉大家的是，真实的孔子是什么样。如果你期望的东西根本不存在，没办法。
这次，我把《论语》中的所有人物和概念都捋了一遍，我倒觉得，我终于看到了它很有趣的一面。我喜欢的孔子，不是泥塑木胎的孔子。《论语》中的孔子，活生生的孔子，恰恰没有那种假惺惺的劲儿。他和他的学生，嬉笑怒骂，很好玩。如果《论语》是一部电影，我们看完之后，肯定对颜回的印象比较淡薄，对子路的印象比较深刻。颜回是孔子姥姥家的人，他最喜欢，而子路老是招他骂。
南方周末：我们花很大力气读一本书，总希望其中有思维的乐趣、精彩的叙事、深刻的道理，让我们知道一些我们以前不知道的东西，可是我看您在后记里总结的孔子留给我们的三个文化遗产：以人文学术为主的古典教育；“学而优则仕”——重当官，轻产业；忠孝——重道德，轻宗教，这三条，我们都不是第一次见到。您会对这样的阅读经验满意吗：从原典出发又回到原典？
李零：当然要回到原典。我所总结的东西，有些可能是大家早就谈过多少遍的东西，但大家遗忘和忽略的东西，仍有必要重提，因为胡扯的东西太多了。更何况，我还有我的新意，您没注意到吗？
一是我讲圣人这部分，通过《论语》的话，我想说明，孔子并不承认他是圣人，我们要尊重。孔子成为圣人，是子贡、宰予、有若伙同孔子的晚期弟子树起来的。你读《论语》，一定要排除很多外在的干扰。过去，哲学系讲《论语》，全是宋学那一套。我毫不客气地说，道统完全是伪造。《论语》可以告诉你这一点。
再比如“仁”，大家都认为，这是《论语》里最高的德行，其实在孔子论人的品级里，它还不是最高的，圣人才是最高的。什么叫圣人？生而知之，手里有权力，贵族。孔子的政治理想有不同的层次，他最高的理想是“圣”。
再比如“恕”，很多人认为，“恕”就是宽恕，不对。我说“恕”是“仁”的另一种表达，即“如心”，将心比心，拿自己当人，也拿别人当人。
另外，我还梳理了孔门弟子的关系。我把《论语》里提到的156个人按照孔子弟子、非弟子分开，七十子中，我又找出35个《论语》里记录过的，对他们的年代关系、甚至名字关系都作了考证，通过排比，发掘性格，突出他们之间的各种矛盾。
孔子神化史
南方周末：您梳理这些弟子的关系，是想证明“孔圣人”是这些人搞出来的？
李零：是的。但这只是《论语》的一个问题。我过去读《论语》，觉得淡流寡水、颠三倒四，就是因为没有理出头绪，而《论语》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人多，它有156个人，比梁山好汉还多。它跟《老子》不一样，《老子》翻开之后，如入无人之境，根本就没人；《孙子》是一言堂，除了“孙子曰”，没有其他人说话。它提到的人也只有四个，两个恐怖分子，曹刿、专诸；两个大特务，伊尹、吕牙。《论语》是对话体，如果你连谁和谁在说话都弄不清楚，话题是什么你也不知道，那你没法理解这本书。
在《论语》提到的29个学生里，我又重点梳理了13个学生——所谓“孔门十哲”和三个晚期学生。孔子死后，有七大弟子：子贡、宰予、有若、曾子、子游、子夏、子张。
我为什么说道统是假的？很简单。宋以来，人们说，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只有子思、孟子得到了孔子的真传。可是我们读《论语》，你会发现，里面有29个学生，核心弟子也有13个，你把这么丰富的思想场景归纳为一个弟子，全由曾子一人代表，这无疑是错误的。
道统里的三大弟子（曾子、子思、孟子），只有曾子一人是孔门七十子（孔子在世时收徒三千，其中核心弟子有72个或77个，被称为“孔门七十子”）之一。孔子死的时候子思才4岁，除非他特别早慧，跟于丹自个儿说的一样，否则孔子70岁怎么会收一个4岁的学生？孟子更是连孔子的面都没见过。
读《论语》和其他史料，你会发现，孔子死的时候，子贡是掌门弟子，其次是宰予。这俩都能说会道，没法跟德行科（孔子所传授的学问分为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的学生比。但当时，德行科的都死光光，想学都没法学。比如颜回，除了不顶撞老师，能挨饿，安贫乐道，没什么事迹可学，光听老师夸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干了什么。
德行科的学生，是孔子最喜欢的，但后世光大师门，却是靠其他科的学生。孔子死后，子贡和宰予是大师兄，子游、子夏、子张、有若、曾子是小师弟，子贡和宰予想立长得特别像孔子的有若为老师的接班人，有若等于华国锋，子贡和宰予好比叶剑英、陈云，***逝世之后，真正的权力人物并不出面，“你办事我放心”，让华国锋当接班人。这样一来，曾子非常生气，他说你也配。但他生气也没用，在立老师为圣人的众弟子中，他辈分低，少数派，最孤立。
南方周末：曾子后来是怎么把局面给扳过来的？
李零：曾子也没把局面扳过来，是宋儒给扳过来的。所以我说道统是伪造。
南方周末：宋人为什么做这种选择？
李零：这是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历代祭祀孔子，除了孔子，第一个要祭祀的是颜回。后面加了曾子，子思和孟子还没有后来的地位。为什么要把曾子放进去？主要是他有著作留下来。你看《汉书·艺文志》就会发现，子路和子贡都没书，他们有政绩、能说会道，能显名当世，但要传诸后世，还得靠书。曾子恰恰留下了一些书，过去有人说《孝经》就是他做的。
到了宋朝，宋明理学要立道统的时候，就把曾子的东西全都辑出来，变成一本书。如果你不知道当时孔门七十子与老师交流的丰富场景，仅凭《论》、《孟》、《学》、《庸》，很容易形成一种“直线传播”的印象，这是骗人的。拿生殖学上的道理说，受精的过程要有上亿个精子参加。如果你说，反正只有一个到达终点，别的精子都别参加了，那受孕不可能完成，精子浓度太低是不可能受孕的。
孔子在世的时候，子贡说孔子是圣人，孔子当时就否定了。但老师死了之后，学生说老师太谦虚。他们私下把圣人的条件作了修正。本来孔子说圣人是非常聪明的人，我不太聪明，是靠我的勤奋、持之以恒。他死后，弟子们说，勤奋、持之以恒就是圣人，老师怎么不聪明。明明孔子没能实现他的理想，去安定天下，学生们做了个解释，这是因为老师没得势，如果得了势，肯定还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后来，到孟子那阵儿，公孙丑说，老师，我觉得您就是圣人。孟子说，你这就叫什么话？但是孟子已经承认孔子是圣人了。后人说，他是接续了孔子衣钵的人，那他自然也是圣人。
颜回、曾子的地位，在汉唐的时候就比较高了。后来宋儒又追认了子思、孟子，这四个人往孔子身边一站，就成了四个二等圣人，过去叫“四配”。本来思、孟只是儒家八派中的两派。这也是“直线传播”的例子。明明八派，其他都不要了，说孔子思想是靠思、孟一脉单传，这很不像话。“孔门十哲”等于孔子在世时，大家一致评选出来的“十佳思想家”，子思当时还是一个四岁小孩，孟子更是没影儿的人，让宋儒一弄，反倒摆到十哲上头去了。更荒谬的是，颜回搁“四配”里，“十哲”不够数，补了子张、有若，“十哲”变成“十一哲”，不是整数，后人干脆把宋朝的朱熹也拉进来——树道统的人，后来也变成道统的一部分。
南方周末：在“道统”变成“直线传播”的过程中，对《论语》和孔子的解读是越来越丰富还是越来越趋同？
李零：歧解虽多，全是一个调门，汉代早就定了调。一个调就是单调。七十子时代，还不是这样。孔子跟这么多学生在屋里屋外聊天，不同的学生问同一个问题，却有不同的答案。
我研究郭店竹简的时候引过一句话，“仲尼丧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孔子死了之后，他的微言就没人听了；七十子死了之后，他的大义就被歪曲了。七十子，你都不讲，大义不乖还等什么。过去讲哲学史，都是孔、孟、荀三段论，冯友兰最爱玩三段论。孔孟之间的哲学传承没有了，这个儒家还怎么讲？为什么我强调郭店竹简？强调上博楚简，就是因为它让我们“重见七十子”。2001年，我讲这番话，不是现在才这么讲。当然，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只要你打开《论语》，就能听见这29个学生在谈话。
汉代以后，儒家变成意识形态，和真实的孔子越来越远。大家把孔子树为圣人，凡是跟圣人形象不符的地方就进行曲解。所以我认为，读《论语》，最大问题是心理问题。你读《论语》，就好好读《论语》，先别哆哆嗦嗦，不读就有崇拜，最好先搁一边儿。我就纳闷，怎么那么多大学者都在讲义理，主流都是讲义理，怎么还说不读义理？比如号称国学大师的钱穆认为，还是朱熹讲得对，“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意思是，管理仆人和丫鬟是练习修身齐家的“齐家”，是国家栋梁为了治天下”做实验。除非我被洗脑，我不能接受这套胡说。义理当然是旧注中的一大王国，我书里引了不少，但我必须老实说，讲义理，胡说最多。
南方周末：基督教有马丁—路德这样的大阐释家赋予它新意，《论语》能不能从头搞一下，看看各个时代，哪些阐释家赋予了新意？
李零：你是说新儒家吗？我不是说了吗？新儒家的话简直是昏话。
我是觉得，任何一种文明，肯定都有利有弊，今天，因为政治气候的变化，大家特别怀古。怀古是什么意思？就是跟今天或刚刚过去的今天拧着来。比如解放后，小教不许信，只许信大教，现在反过来，都念宗教的好，说宗教是安定人心的。其实历朝历代都禁旁门左道和淫祀，战国秦汉就如此，不是现在才有。清朝就说，广东、福建多淫祀，还有唐人街的那些玩意儿，其实都是中国文化里最低级的东西。西化把高级的东西都给化了，剩下的很多是最低级的东西。结果中国人把这些当宝贝，简直太可笑。
我们老家，过去全村都信孔子道，除了我们家。是不是我们村有了孔子道就搞好了，我就不信这个。
当然大家要立的不是小教，而是大教，足以跟伊斯兰教、基督教三足鼎立的大教。可问题是，武力传教是西方文化中最糟糕的传统。你说弘扬传统，学的全是这类玩意儿。普世性的宗教，其实是思想上的专制主义，和政治上的中央集权有同样的功效。这类传统，是好还是坏？大家要想一想。
近代，我们挨了他们打，人家有普世性的宗教，我们没有，急了，就跟在他们屁股后面学。现代西方，政教分离，宗教多元化，我们早就如此。西方大学，文化素质最高，不信教的人最多。我们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也是早就如此，他们最少讲“怪力乱神”，我觉得挺好。过去，讲“怪力乱神”，主要是民间的愚夫愚妇，大家都折腾回去，当愚夫愚妇，中国就搞好了？
我并不是诋毁中国文化，我认为中国文化非常伟大。但全盘西化后，祖宗留下来的最大遗产，不是别的，就是我们自己。你不要问西方文化是你的主体，还是中国文化是你的主体，这个主体就是你自己！中国文化，我可以接纳，西方文化，我也可以接纳，就像我们既可以吃中餐也可以吃西餐，哪个为主，哪个为辅，不重要，你非得争出个“中餐是体，西餐为用”来，这不是自己跟自己找别扭吗？你这么讲，中国以外，人家能接受吗？
南方周末：“我们最大的遗产是我们自己”，这个结论是不是可以适用于所有国家所有人？
李零：是啊。如果你觉得自己的文化最优越，应该把其他文化化掉，就像我们历史上把蒙元、满清化掉一样，别人也会这样想。现在的美国，现在的日本，你给我化化看，别做梦了！全盘西化，你不爱听，这是事实判断，不是价值判断。不管你高兴不高兴，这是个大局已定的事。中国人应该有自信心，对所有文化都接纳。
世纪初的时候，我们那么悲观，说中国要亡国灭种，但今天，我们国没亡，种没灭。万里河山还在，古迹文物，除了蒋介石带走的那点儿，主要的东西还在，研究中国文化，队伍也很庞大。港台缺乏的东西，都在大陆，特别是中国人。中国人都不当了，名字都改外国的了，十几亿中国人，你都不知道了，还讲什么传统文化。有些人因为别人把我们化了，就强烈地感到不舒服，可是易位思考一下，我们历史上也化过别人，你怎么不难受？一个文化的好坏是靠文化本身的感召力。在这点上，我们比不上我们的祖宗。我们的祖宗，至少是讲“远人来服”，而不是靠拼命推销。以前我们只取经，不传教，现在倒想传教了。
南方周末：可能我没有说清楚，我不是拿新儒家去比附其他文化的宗教，我是想向您请教，各个时代有哪些大阐释家对《论语》作过阐述？刚才您讲了一个新儒家，除了他们呢？
李零：当然从古到今并不是只有宋学家的解释，比如还有汉学家的解释。但汉学家和宋学家都尊孔，唯一打破这个僵局的就是五四。五四的一个重要遗产就是疑古运动。尽管顾颉刚先生那么推崇崔东璧，但是他指出，崔东璧不敢疑孔，他敢。另外一个重要遗产是中国哲学史，胡适强调把孔子从圣人的位置上拉下来，跟其他诸子平起平坐。没有这条，就没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就是经学史、儒学史。他的书，从一开始，起点就比冯友兰高。
没有五四，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学术，无论海峡两岸哪一方。
孔子是不是丧家狗？是不是堂吉诃德？
南方周末：书名《丧家狗》是一个贴切的形象吗？在政治哲学方面，孔子无疑是失败的，在所谓的“心性儒学”方面，他也是丧家狗般灰溜溜的吗？
李零：我说的“丧家狗”，不是讲孔子的哪一面。我只是讲，他的一生找不到理想的归宿。这是个中性的描述。而且，我觉得，你没有办法把他的道德和他的政治分开来。他的道德就是为了他的政治，所谓修身齐家就是为了平天下。哪有分开讲的道德？心性儒学，是宋人造的，跟活孔子无关。研究这个，是宋代思想史的专题，好坏可以另外讨论。一本书不可能有那么多承载，我讲东，你说我还没讲西，那是抬杠。托古改制，再造传统，我不感兴趣。你要复古，往哪儿复？怎么复？拿出个方案让大家看。
南方周末：像“我吃粗粮，喝凉水，枕着我自己的胳膊，看白云苍狗（原文：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这种东西，应该是离政治很远的一个人的内心感受吧？这种闲适宁静难道不是一种“心性哲学”吗？
李零：你不做官也不种地，那你可不是得枕着胳膊喝凉水？这有什么可吹？他政治上失败了？枕着胳膊喝凉水就成功了？
南方周末：不是成功不成功。一个人是立体的。不是因为他政治上失败了，就说他所有的人生感受都一钱不值。
李零：枕着胳膊喝凉水是一种什么哲学呀？任何古代修行的人都是这样的。我插队那阵儿，也经常在地头这么躺。释迦牟尼修行的时候，也是到处讨饭。你看他涅磐的时候，也是枕着胳膊，只不过没喝凉水就是了。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分政治上的丧家狗和另外一个什么玩艺儿。也许你可以把他拦腰切开，一分为二，我不能。
南方周末：因为有“政治儒学”和“心性儒学”这么一种分法，您的意思是“心性儒学”是伪概念？
李零：你这么说，从学术史上讲，是有道理的，宋明理学，他们开辟出很多东西来。但那是他们开辟出来的东西，心性儒学开辟出的各种遗产和那些孤臣孽子，都跟孔子没什么关系，那是宋明理学要树立的一种士大夫的情操什么的。我在我的书里，是要把宋明理学和孔子掰开。而在很多人看来，把这个掰开，就没有孔子了。
南方周末：除了丧家狗，您在书里还把孔子比作堂吉诃德。堂吉诃德只有一批驽马，一个胖仆从，但是孔子有三千门生……
李零：然后呢？
南方周末：然后我就在想，堂吉诃德的命运为什么如此不同？孔子当年，弱肉强食的时代，生存逻辑，尔虞我诈是硬道理，结果怎么还有三千个人来听他讲道德训诫，堂吉诃德怎么就没这命运？
李零：堂吉诃德是文学创造，主要是讲他跟时代呛着来，他又不是老师，干吗非得比一比谁的学生更多？宋襄公是宋人，孔夫子也是宋人，他们都是“亡国之余”，所以有这种心态。大家说，宋襄公是堂吉诃德，他也没什么学生。当老师的，学生多，有什么稀罕。当时的诸子都有很多学生，汉代的大师也有很多学生。学生多少，不说明什么。
孔子办学，是因为他那个时代，他已经看到，所谓贵族，既没有道德也没有学问。在社会大变动的时代经常出现这种情况——肉食者鄙，下层人反而比较有学问。当然我们不知道孔子的知识是怎么学来的，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老师也有老师。
孔子吸收为弟子的恰恰是跟他类似的人，你得知道社会上有这么一批人，他们想成为孔子这样的人，而社会对这批人又有潜在的、很大的需求。这点你从战国的情况就可以看得很明白。
孔子的教学目标主要是做宰，就是家臣。家臣没有很高贵的出身，但他们有管理才能和文字才能。其实西方也一样，《红与黑》的于连为什么敢看不起贵族？他会拉丁文，贵族早就不会了。
孔子读了那么长时间书，鲁君和三桓（鲁国的大夫，季平子、季桓子等人），没人找他做官，第一个请他出来做官的是阳货（注：阳货是鲁国大夫季平子、季桓子的家臣，公元前505年，季桓子在实际上掌控了鲁国政权，而阳货又在背后控制着季桓子）。阳货就是家臣。
孔子一生的苦恼是社会的纲常已乱。在大小贵族之间，他本来是想顾大头。周天子和鲁侯，他肯定站在周天子一边；鲁侯和三桓，他肯定站在鲁侯一边；三桓和阳货，他肯定站在三桓一边。可是，当时最大的政治势力是三桓，三桓把鲁君控制起来了。谁能反对三桓？阳货。阳货把三桓的季氏给挟持了。本来，孔子出来做官，是想张大宗室，打击三桓，但他为难的是，你要站在阳货一边，才能打击三桓，但阳货是叛臣；你要站在鲁君一边，又根本对付不了三桓。所以孔子一辈子与虎谋皮，鲁国不行，跑到别的国家，全都失败了。
南方周末：既然这套逻辑根本行不通，为什么还有三千人追随他？
李零：这是这些苦孩子最好的出身。而且这个潜在的市场非常大。战国时代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且，孔子的弟子找官做，不像老师那么执拗，做官本身把他们已经改造了，他们比较适应官场对他们的要求。
行不通，很简单，搞修正主义嘛。这不就是你说的阐释学吗？你要真的忠实于夫子的教导，就回到西周去，比如王莽，就是照他老人家的指示办事，而且像当今复古家倡言，趁机塞上点“新意”。你曲里拐弯上哪儿去？那是没准儿的事。但西周肯定是回不去的，因为时代快车并不是开到西周去的。
托古改制，你爱折腾什么折腾什么？但伪造历史，绝对不行。
离原点多远算“原典阅读”？
南方周末：您和其他一些学者都强调自己是对孔子进行“原典阅读”，但是对同一句话，人们往往有不同的解释，比如“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您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自带干肉10条以上，就可以当我的学生，孔子收徒，不问出身，只问有没有见面礼。可另有学者解释说，束脩是古代男子十五岁之后进大学带的见面礼，后泛指15岁的男子，所以这话是说，15岁以上的孩子，我都愿意教。您怎么看这种方向完全相反的“原典解读”？
李零：你提到的说法是郑玄说，15岁上大学，那是古代的正规学校，孔子办学，不一定如此，很多学者并不认同郑玄注。我读孔子，是参考程树德等人的著作，同一句话有不同的解释，我要比较一下，哪一种更切合原意。虽然我讲的不一定都对，但大家不要以为，前人有不同说法，你就可以随便讲。
我读《论语》，不是搞集释，当刘宝楠第二，程树德第二。我没有以此为目标。我是想替大家读书，尽量删繁就简，挑可靠的讲。我根本不想把所有的说法都列出来。那样，读者很费劲。我又没拦着大家，不让查原书。前人的工作，没必要重复。我只在有争议的地方罗嗦一点。就这样，书已经太厚了。对孔子，历来解释很多，最忌讳的是曲解。我这本书，希望让大家看到曲解是怎么产生的，所以也找了几个曲解的例子，像“无友不如己者”，像“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后人千方设百计为圣人讳，说孔子不会那么势力眼，他不会说“不和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也不可能贬低少数民族。所谓不可能，只是不忍见也。
南方周末：能不能分分堆，像“交朋友”和“夷狄”，肯定是要破除“尊圣心理”，还孔子原意，但对〈论语〉里的另外一些话，是不是不忠于原典也可以是很好的解释？
李零：《论语》里当然有读不懂的地方，碰到这种地方，往往有争论。人们最爱争论的是信仰上的分歧，但信仰上的分歧才最不能争论。你读《论语》，是争信仰，对不起，我没兴趣。解释当然是要忠实原典。你通过阐释，借孔子的嘴，说你心中的话，当然没人能禁止你的这种自由。但如果有证据，我要说，你这是歪曲。
南方周末：难道不能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孔子吗？
李零：在言论自由方面是可以的，你可以印你的书，你可以乱讲，当然没人能管你。但在事实的层面上，这绝对不可以。孔子只有一个。就算解释经常沦为一种游戏，可还有考古和其他证据在那儿挡着你呢。你讲了半天，人家拿出材料来，证明你完全是胡说八道，你还要继续说下去吗？我经常说历史就是谜案，当你找不到答案的时候，你可以写个推理小说，可以编造各种犯罪动机、场景，但人家把人证物证都拿出来，你不就该歇菜了吗？
南方周末：您读论语的时候，似乎特别容易联想起您的文革经历，有时候，联想的两端距离比较远，但是您一下子就跨过去了。比如您从孔子“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联想到红卫兵最早是清华附中的学生发动起来的；从“夫在观其志，夫没观其行”联想到文革的时候儿子和老子划清界限。为什么？
李零：不许联想吗？联想是把古今放在一起讲，怎么不可以？“文革”受刺激，又不是什么丑事，记吃不记打，才是可耻的事。更何况，我还讲当下的事。孔子说，“天下无道久矣”，我说，大学无道久矣，怎么不可以批评？我们讲的是类似的事。孔子批评当世，算不算愤青。如果批评就是愤青，那你还愤我个什么劲儿？你托古改制就可以任意发挥，我说几句身边的事，或不久前的事，怎么就不行？我又没说，古代和现在画等号，更没玩什么影射史学，一码还是归一码。你是不是说，我说古代只能说古代，现在的事，全得交托古改制的去讲？
大家读《论语》，一定要先弄清楚这是谁在说话，说给谁听。这是读所有先秦古书的人都必须注意的问题。我要强调一下，《论语》不是写给人民大众的。《论语》提到老百姓，说的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是供统治者使唤的。今天，大家都说，《论语》走进千家万户是大好事。但我们要注意，孔子和先秦的所有思想家一样，他们都是愚民的。《论语》教学生当君子，是让他们当贵族，不是眼跟前儿的假贵族，而是古代的真贵族，你叫老百姓怎么学？还真费琢磨。战国时候的书不一样，战国的子书都是“干禄书”，话是说给统治者听。因为孔子的机会还没到，他说给君主，君主也不一定听，只好先说给学生听，叫他们时刻准备着。《论语》的说话对象非常清楚：孔子的学生。我讲《论语》，也是讲给学生听，我不反对别人读，但我认为，《论语》这书，还是对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更重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丧家狗》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和一个遥隔两千四百多年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对话。
时空之间怎么沟通？不是靠史料一环扣一环去联结，而是靠生命的体验去穿透。所以，不光“文革”，我还谈到我在学校的一些感受。我读《论语》，怎么就不能谈？这都是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熟悉的事嘛。“文革”常被海外说成整知识分子的历史，我坚决不同意这种说法。我不是讲了吗，秦始皇焚书坑儒，让知识分子互相揭发，有被坑的，就有去揭发别人和把别人坑了的呀。儒这个林大了，什么鸟没有，干吗非得绑一块儿，跟普通人作对。
孔子提到天下无道，他很无奈，这种无奈的感觉，你在“文革”中经常遇到：明明有件事是错的，如果你来反对这件事，所有的人都认为你疯了。而且你也会考虑现状，我改变不了，怎么办？孔子告诉你，“卷而怀之”（不要一意孤行，硬碰硬）。
“文革”第一天，我父亲就是黑帮，到“文革”结束也还是黑帮，直到1979年才平反。当时，我想，我父亲是不是有问题，不知道，就算他是坏人，他就不是我父亲了吗？这时候，你就会想到孔子讲的忠和孝。孔子说，孝就是“无违”，劝父母必须委婉，不听，只能照着办，儿子不能揭发老子，老子不能揭发儿子，“直在其中矣”。这和我在“文革”中的经验满拧，我亲眼看到我的同学，出于害怕，打骂父母亲，在墙上贴辱骂父母的大字报，甚至带人抄家。他们把自己的家抄了，就没地方住了，以至流落街头，偷东西。
再比如，文革的时候，突然大家都要穿一个绿军装，这不是如今那种时尚，而是大家觉得，不这样，不能加入时代潮流，穿了比较安全。我要穿这个，很容易，我姐姐就在总参，但我想，我是个黑帮子弟，还装什么蒜。我有很大抵触，不明白为什么非要穿这个。
南方周末：您在书中提到，“文革”时，举国狂热读《论语》，甚至马王堆帛书的出土都跟这事有很大关系。这件事有什么可以展开讲讲的吗？
李零：大家经常听信港台带有政治偏见的宣传，说什么大陆的传统文化中断了，不读古书了什么的，我是不太相信的，这里不能详谈。“文革”时代是读古书的一个高潮，尽管不像他们那种尊孔的读法。“文革”批孔，不读古书批什么孔？那是真正的全民总动员，知识界的人没一个能溜。
南方周末：这是真正的读吗？
李零：尊孔和批孔都是把《论语》当政治符号来读。你不要以为影射史学今天已经绝迹了，今天也一样，只不过倒过个来就是了。所以我说，尊孔和批孔是欢喜冤家。他们都是以对手为转移，对手说南我就说北，说好我就说坏。
南方周末：您在书中提到，后世的尊孔和批孔都是政治家发动的。今天的情况是这样的吗？今天似乎是先有民间读经热、祭孔热，再有国家层面的孔子学院和弘扬传统文化。
李零：我不这么认为。我在书里说，我不跟知识分子起哄，也不跟人民群众起哄，还漏了一样。民间和政治上的孔子热，哪个在先，那个在后，不好说。比如气功热，人民群众，最关心自己的身体，你可以说是民间先有气功热。但我还记得很清楚，很多领导要治病，大气功师们才纷纷跑到侯门里面去。
谁能把今天的传统文化热跟国内形势、国际形势全然分开？我是把这件事放在全球文化处于保守主义的背景下来看的，而且我特别强调它跟80年代的反差之大。为什么同样一批人，一会儿骂祖宗，一会儿祖宗什么都好，到处去推销，要弄到世界上？这样的东西离开世界的政治气候和中国的政治气候，光是民间，就能成气候吗？
到底是民间热在前，还是政治热在前，就像鸡生蛋，蛋生鸡一样，是说不清的。但这里有一个文化气候和政治气候的反差，没问题。从夏天到冬天，你会说，我真想回到夏天，夏天多暖和。其实，夏天何止是暖和，那也太热了。从冬天到夏天，你又会说，冬天多凉快。其实，冬天何止是凉快，那也太冷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想，只有通过对比，让你看到世事轮回中，人们的记忆和追溯会有多大偏差，你才能获得一个比较公允的观察。
李零：读《论语》，谈孔子
什么是丧家狗
什么叫“丧家狗”？“丧家狗”是无家可归的狗，现在叫流浪狗。无家可归的，不只是狗，也有人，英文叫homeless。
读《论语》，我的感受，两个字：孤独。孔子很孤独。现在，有人请他当心理医生，其实，他自己的心病都没人医。
在这本书中，我想告诉大家，孔子并不是圣人。历代帝王褒封的孔子，不是真孔子，只是“人造孔子”。真正的孔子，活着的孔子，既不是圣，也不是王，根本谈不上什么“内圣外王”。“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这是明明白白写在《论语》里面的。子贡说，孔子是“天纵之将圣”，当即被孔子否认。读我的书，你会明白，为什么孔子不接受这个荣誉，而他的学生一定要给他戴上这顶帽子。
我宁愿尊重孔子本人的想法。
孔子不是圣，只是人，一个出身卑贱，却以古代贵族(真君子)为立身标准的人；一个好古敏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传递古代文化，教人阅读经典的人；一个有道德学问，却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一个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一个古道热肠，梦想恢复周公之治，安定天下百姓的人。他很惶，也很无奈，唇焦口燥，颠沛流离，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
这才是真相。
孔子绝望于自己的祖国，徒兴浮海居夷之叹，但遍干诸侯，一无所获，最后还是回到了他的出生地。他的晚年，年年伤心。丧子，哀麟，回死由亡，让他哭干了眼泪。他是死在自己的家中———然而，他却没有家。不管他的想法对与错，在他身上，我看到了知识分子的宿命。
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
真孔子和假孔子
真孔子是教书匠的祖师爷。
历代统治者给孔子的封号，全是属于追封，即现在说的追认。这些显赫的头衔，几乎全是假的，王、公、侯、圣，通通都是假的，真的只有一条，就是师。孔子在民间办学，培养新君子，教他们读古书，习古礼，然后去当官，当他认为的好官。他的学生，很多都当了官。后世的读书人，不管教人的还是被人教的，不管是准备当官的还是已经当了官的，都奉他为老师。中国古代的职业神，例称先某，比如耕田要奉先农，养蚕要奉先蚕，当木匠要尊鲁班。先师就是最早的老师。北京孔庙，隔壁是国子监。孔子是教书匠的祖师爷。这条是真的。他活着的时候就是教书匠。
假孔子是历代统治者的意识形态。
汉以来尊孔，主要是拿孔子当意识形态，特别是支配读书人的意识形态。秦始皇，大一统，统一学术，失败。他想统一，没搞好，跟读书人闹翻，导致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读书人送温暖，表关怀，才从根本上扭转局面。他的独尊儒术，目的不在复兴学术，而在统一思想，令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孔子死了，人不在了，但意识形态，一直靠他抓。历朝历代，替皇上把思想门，站言论岗，全靠他。
我喜欢活孔子、真孔子，不喜欢死孔子、假孔子。
孔子不是圣人
圣人也叫圣者，其实是圣王，先秦古书都是这么讲。翻成现代话，就是英明领袖。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圣人，谁敢不敬？《论语》、《墨子》、《老子》都敬。《老子》讲圣人，比孔子还多，81章，三分之一都是拿圣人说事。他们都相信圣人，圣人是好人中的大好人。俗话说，好人总是多数，只有庄子，说坏人才是多数，甚至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圣人一级的好人，几百年才能出一个，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圣人是带有复古色彩的概念。圣人是什么人？都是死人，没有一个是活人。孔子说，他是见不着的。当圣人，要有两个条件，一是聪明，天生聪明；二是有权，安民济民。
没有这两个条件，不能当圣人。
我们要知道，只有全国人民的大救星，才叫圣人，这是孔子心里的一把尺。
孔子的处世哲学
中国的知识分子，拙于谋生，急于用世(李敖语)。这是孔子的遗产。《论语》一书，从来不讲谋生，除了做官食禄，其他营生，工农兵，做买卖，都不干，尤其是种地，绝对不考虑。他培养的君子，在无官可当的情况下，一定要准备挨饿，宁肯粗衣恶食、住破房子，不改其乐。他的典型说法是，“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在他看来，种地，只会饿肚子；读书，才能吃官饭。长远看，吃官饭，肯定比种地划算。
处世，要看有道无道。
孔子认为，危险的国家，混乱的国家，不能呆。邦有道，一定要出来做官，不做官，守贫贱，是耻辱；邦无道，一定要躲起来，出来做官，求富贵，也是耻辱，他还告诫，邦有道，要直言直行，但邦无道，说话要小心，无原则的事不能干，但有原则的话也不能讲。有一次，孔子跟颜渊说，这叫“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谁能做得到？就咱俩。子路听了不服气，说打仗，您和谁在一块儿(意思是碰到危险，谁来保护您)，被孔子臭骂。他太莽撞，哪里会玩这一套。
对于乱世，孔子的基本态度是，既不合作，也不抵抗。或者用王世襄先生的说法，是“既不自寻短见，也不铤而走险”。这是他的处世之道。(作者：李零)
“孔子的遗产”
□李零
这几年,传统大热,很火。这背后的因果耐人寻味。
什么才是孔子留给我们的真正遗产?我相信,李零先生的这篇文章会给大家很多启发。此文选自李先生马上要出版的(在北大的讲义)之总结部分。
现在读古书,有个坏毛病,就是束书不读,光问有什么用。孔子离我们很远,距今2485年,他做梦都想不到(他只梦周公),我们会拿他干什么用。
后人说,有大用,主要是两条,一条是可以治天下,一条是可以学道德,被治天下者治。这两大用途,也可以说是一个用途,用道德治天下——不但救中国,而且救世界。
【一】
半部可以治天下吗?
孔子最神气,是宋以来。
赵匡胤是丘八,朱元璋是农民,元代和清代,都是以骑射夺天下的异族王朝。"宰相须用读书人",他们比以前的帝王更明白。
现在讲孔子,主要是程朱陆王;说,主要是道德修养,根子是宋学。宋代是尊孔的黄金时代。
宋代有个著名传说,赵普,宋太祖、宋太宗的宰相,是靠"半部治天下",而且说得有鼻子有眼,他是以"半部佐太祖(宋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宋太宗)致太平",二十篇,全能派上用场。据说,普平生只读一本书,就是。他是马上学,马上用,24小时内,立刻见效("次日临政,处决如流")。
洪业,小时候读,也碰到过这一传说。他说:
家塾老师教我开始读,大约在我十岁左右。当时老师说:"这是了不得的好书。宋初的宰相赵普用了半部治天下。"我觉得很兴奋;没有几个月,全部,竟能背诵。稚年自豪的思想:赵普才得半部,而我有其全;一匡天下,敢不勉乎!
但是,此说见于南宋中叶的,上距赵普200年,更早的线索,似乎没有;洪业考证,"半部治天下",只是后人的传说。他说,此说就像小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故事,不过是后人的想象和编造,根本不可信(洪业,收入,中华书局,2005年)。
是部杂乱无章的书,赵普怎么用半部定天下,半部治天下?谁也不知道。原书也没法按用途一分两半。但很多人还是乐于相信,一书,肯定可以治天下。
崔述,顾颉刚推崇的崔东壁先生,他就说过:
孔子答门弟子问政多矣。而答仲弓之语(13.2),最为精要。……昔人以半部治天下。果能熟读此章而力行之,即为宰相,亦绰乎有余裕;岂待半部也哉?()
洪业虽绝不相信,赵普说过什么"半部治天下",但可以治天下,他却深信不疑。他相信,夫子之言,哪怕一章一节,一字一句,也足以治天下。他举的许多名言佳句为例,说光是一个"信"字,已经足够。
宋以来,学者好疑古书,但疑心最重的学者,对这类效果却深信不疑,因为什么都可怀疑,圣人是不能怀疑的。
孔子的神圣受到挑战,是到了"五四"运动。
全盘西化论的代表胡适,他的话,即使放到今天,也很公允:我们要废黜的只是孔子的神圣性,恢复的反而是孔子的本来面目:作为先秦诸子的一员。
是这一运动的直接产物。胡适的学生顾颉刚,他连圣人(孔子)的圣人(三皇五帝、尧舜禹)都敢怀疑。
中国的意识形态第一次受到强有力的挑战。
天风扑面,风从海上来。
我在北大讲,讲完最后一课,问学生,"半部治天下",你们相信这个说法吗?如果相信,请具体告诉我,你怎么用治天下——用哪些话,怎么治,治什么?当然,假设前提,是他已经当了国家领导人。他们都答不出。只有一个学生说,我爸爸从小跟我讲,夫子之言不可违。
"半部治天下",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用断狱,用打井,都是老故事。姜昆、李文华的相声:小红书,人人背。它的万能,大家都领教过,当年是绝无异辞。
治天下是谁的事?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8.14)。你又不是宰相。做百姓的治于人,责任只在配合(学道德)——除非准备往上爬,全是咸操萝卜淡操心。
文雅的说法是"干卿底事",不文雅的说法是"关你屁事"。
【二】
周公之梦是乌托邦,浮海居夷是赌气话
孟子说,孔子是"圣之时者也"()。鲁迅说,如果翻成现代话,除了"摩登圣人",实在没有更好的词。"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孔子死后,总是被人当作"敲门砖"。
活孔子是乌托邦,死孔子是意识形态。
孔子的时代,礼坏乐崩,不理想。他是个理想主义者。
古代的理想主义,往往是复古主义,道理很简单。古代虽为过去,毕竟有文献记载和故老传闻,实实在在;将来是什么玩意儿,虚无飘渺。古人才不会"相信未来"。更何况,他们都是循环论者,古往今来,治乱盛衰,有如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一轮接一轮。冬天太冷,人们会怀念夏天,很自然。生于东周季世的他,一心要回到西周盛世,也顺理成章。
先秦诸子,是持不同政见者。共同点,只在不满现实。当时是乱世,谁都批,批是绝对有理。
批判现实,古代是利器,当时的诸子,几乎都用它,谁都以古非今。
以古非今,古是什么古?不是远古是近古。
孔子的"古"分两层,大同社会是一层,小康社会是一层。唐虞盛世,过于遥远,他夸归夸,并不追;夏、商、周,三挑一,他从周,也不是越古越好。他所从的周,不是东周是西周;西周,不是晚期是早期。他生于鲁,长于鲁,谁都说,周礼尽在于斯。他做的是"周公之梦"。
可惜,这个理想是幻想,从来就没实现过,也不可能实现。
孔子的现实目标,是挽救东周。
但这个世界,上下陵替,叛变成风:诸侯执天子之命,卿大夫执诸侯之命,陪臣执卿大夫之命,头顶长疮,脚底流脓,怎么救?
他的原则是:天子和诸侯,我尊天子;公室和大夫,我尊公室,顾头不顾*。
理想主义者的脑瓜,总是善恶分明。然而困境在于,如果举世浑浊,并没光明黑暗可以对着干,你将做何选择?比如鲁国,周礼最多,但当时的上流君子,谁都很无礼:鲁公是大坏蛋,三桓是中坏蛋,阳货是小坏蛋,你该跟谁对着干?
他这一生,到处奔波,鲁国不行奔卫国,卫国不行奔陈国,楚国他也去过,全都令他失望。
如果放弃选择,只能当隐士,他又不肯。
周公之梦是乌托邦,浮海居夷是赌气话。
【三】
孔子的因祸得福
校园里有句名言:学生是靠老师出名,老师是靠学生出名,但归根结底,是老师靠学生出名。
孔子的时来运转,就是先例。
孔子死后,学生很出息,"大者为卿相师傅,小者友教士大夫"()。知识分子,全都朝从政的大道狂奔。这条道,是他老人家指出,后人趋之若鹜。
从政提高了儒学的影响,也改变了儒学的方向。
战国晚期,儒学是显学,韩非这么说()。、,也把儒学摆在头一位,出土发现,儒籍最多,都可证明这一点。
但他们离现实越近,离理想越远。
儒家也不是一成不变,从子夏居西河到李斯为秦相,他们的归宿是法家。
战国晚期,荀卿"最为老师"(),他是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卿有两个学生,韩非和李斯。他们一边习儒籍,一边读,所学帝王术,所干秦王政。秦王政,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
学生比老师讲实际,这是一般规律。
秦汉大一统,是政治家的杰作。
秦始皇,制度大一统、宗教大一统、学术大一统,头一条成功,第二条可观,最不成功,是第三条。
当年,秦始皇混一海内,尽收天下之书,悉召艺能之士,设博士之官,请他们献策献药兴太平,也有短暂的蜜月(其实也不短,有九年的时间)。他一心想跟知识分子交朋友,却不欢而散,跟身边的两种士,全都闹翻了。文学士(简称文学),是文科的知识分子(以儒生为主的人文学者);方术士(简称方士),是理科的知识分子(当时的科研人员,也是迷信家),大家都来凑热闹。
公元前213年,"备员弗用"的文学士终于有了用——他们给秦始皇祝寿。可惜,机会方来,他们就闹内讧,周青臣面谀,淳于越拆台,导致禁书和焚书,主意出自李斯,并非秦始皇。李斯是前儒生,最懂收拾同行。
方术士,占星候气的不敢讲话,求仙访药的携款逃跑。秦始皇大怒,非要查办他们,才殃及儒生。当时,知识分子窝里斗,互相揭发,导致460多人活埋。我们要知道,所谓"坑儒",未必都是儒,其中还有方术士;没有活埋的也大有人在,汉初又被请出来。
古人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乃天下之天下也"()。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
秦灭六国,伤了六国的心,也伤了儒家的心:
及至秦之季世,焚、,阬术士,六艺从此缺焉。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适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孔鮒(孔子的七世孙)投了农民军,死于陈下。他是反秦战争的烈士,也是秀才造反的先驱。
迫害成就英雄。
汉代大平反,一切翻烙饼。六国的后代,全都找出来,置守冢,血食天下,造反的陈胜也在其中,视同六国诸侯。孔子沾了这个光。
儒家作为受害者,终于打了翻身仗,重新扬眉吐气。当时的文化融合,物质文化主要是楚文化和秦文化的融合,精神文化主要是齐鲁文化和秦文化的融合。山东人都往陕西跑。
汉高祖吊封孔子,孔子故居,成了博物馆。司马迁访之,流连不忍去。
汉唐以来,孔子拟于王侯,从一介布衣,变世袭贵族。皇帝还改朝换代,他却是万世师表。
当初想不到。
【四】
孔子与大一统
古往今来,全世界,统治者治天下,都靠三*法宝,一是国家(管制度),二是宗教(管灵魂),三是学术(管思想)。中国也不例外。各大文明,取径不同,只是配方不一样。
大地域国家,行政效率高的国家,中国最典型。它是大国家,小宗教,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亚述帝国、波斯帝国、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帝国,还有后来的罗马帝国,都不如它命大祚长。与之相反,中世纪欧洲,小国林立,至今书不同文,车不同轨,唯一统一,是基督教。历史上的草原帝国,还有阿拉伯世界,也都是宗教大一统压倒国家大一统。翻毛大衣里外穿,结构不一样。
中国没有宗教大一统,但有学术大一统。国家大一统,是靠学术大一统。
学术大一统,宗教大一统,秦始皇都试过,汉武帝是继承者。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学术大一统;整齐六国宗教,是宗教大一统。前者可安定社会精英,后者可安定天下百姓,全是为了收拾人心。
先秦六家,传到汉代,主要是两家,儒家和道家,墨家绝无后,其他三家,名、法、阴阳,都是技术和工具(名、法是刑名法术之学,阴阳是数术方技之学),没有独立地位。战国晚期,道家融名、法、阴阳于一身,势力相当大,汉初仍如此。汉武帝整齐学术,两者换位,名、法、阴阳被儒家接收(酷吏是法家的嫡脉),如同剪其羽翼。但道家仍有余威,不绝统绪,后来发展为道教,成为长期的竞争对手。这是学术大一统。
秦代有200个祠畤,西汉有700个祠畤,都是领国家津贴。汉武帝的郊祀系统,分东西两大块,西土以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祠和雍五畤为中心,东土以八主祠为中心。太一崇拜(太一加三一)是所有崇拜的中心,最像普世宗教。这是宗教大一统。
秦汉大一统,汉武帝是顶峰。到他为止,似乎万事大吉。
然而,他万万想不到的是,事情并未到此结束。他最后的杰作,还会大翻盘。
汉武帝死后,贡禹、韦玄成毁庙,匡衡、张谭废祠,王莽用小郊祀代替大郊祀(只在长安四郊设祭),是秦汉大一统的后续事件。他们推翻了汉武帝的宗教大一统。西汉的700个祠畤,被他们搞了个一风吹。这件事,意义非同小可,可惜史家不重视。
史家说,王莽行事,多凭幻想,他的改革全都破产,其实不尽然。
王莽有恶名。他以外戚篡汉,从王朝正统看,罪该万死。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他可是正统儒生、大学者。他是根据孔子的梦想,来推翻武帝的宗教大一统。后世的郊祀,就是王莽的遗产。
王莽的郊祀制度,既解决了皇家祭祀大典的正统性,也确立了儒家对宗教信仰的领导地位,这是他的胜利。但他满足的只是上层精英,失去的却是下层大众。
东汉时期,民间信仰失控,导致借术立教,立教的结果,是宗教多元化,国家瓦解,社会颠覆。释之入,道之立,大教领小教,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
这是结构性的大变化。
秦汉两朝,积400多年的社会剧变和制度创设,至此才画上句号。
上述背景,对了解孔子的历史地位很重要。
孔子的遗产,主要是三条:
(1)它保留了孔子的古典教育,以人文学术为主的教育。后世读书人,读什么,怎么读,都和这种教育有关。
(2)孔子强调"学而优则仕",读书一定要做官。他把读书人和中国的选官制度紧紧拴在一起。中国的文吏,都是阳儒阴法,产供销一条龙。科场不利,入幕坐馆、行医卖卜,都不是正途。
(3)孔子提倡忠孝,对中国的道德有影响,特别是孝悌,对民间的影响也很深。以德治国是中国的意识形态。
中国的意识形态是道德——不是哲学,不是宗教。
这三大遗产,决定了中国的文化结构:
(1)重文轻武、重文轻理。这从图书分类可以看得很清楚。把图书分为六类,六艺、诸子、诗赋为人文类,兵书、数术、方技为技术类,还是各占一半;把图书分为四类,兵书、数术、方技沦为子部的附庸,连四分之一的地位都没有。所谓学术,是人文的一统天下。
(2)重当官,轻产业。中国的文人士大夫或所谓儒林,汉学家把它翻成official-scholar,他们是已经当官的学者,或准备当官的学者,机会不同,目标一致。读书人,拙于谋生,急于用事,除了当官,什么都不屑为。秦始皇还重视农战,虽有焚坑,医卜农桑之书不禁,但汉唐以下,宋明以来,士农工商,只有士(不是武士,而是文士)才是正经出身,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实用之学,一直走下坡路,始终处于颓势。
(3)重道德,轻宗教。中国的愚夫愚妇,和全世界的老百姓一样,对宗教的需求很强烈,但秦汉以来,从来都是国家在儒学之上,儒学在释、道之上,大教在小教之上。王莽以下,国家大典是国家大典,民间信仰是民间信仰,二元化;宗教本身,多元化。这一直是政治上的不安定因素。孔子,地位虽高,和百姓有距离感,他们是敬而远之。道教、佛教和其他小教,对民间更有影响力。宗教是儒家的软肋。
【五】 "人造孔教"和"孔教乌托邦"
孔子不是工具,也不是道具。后学不仁,以"圣人"为刍狗。
西化派和本土派是欢喜冤家,表面上水火不容,实际上相互学习。
孔子的遗产,是人文主义,但受西化刺激,本土派的条件反射,首先是模仿西方,将孔子宗教化。如辛亥革命第二年成立孔教会,会长是康有为。他的,不但把儒家说成教,先秦诸子都是教。近代,国人目睹西方用武力传教,才有把儒学变成世界宗教(或准宗教)的强烈冲动。弘扬家,动言传统中断,其实这才是最大的传统中断。
中国的传统,是只取经,不传教。
孔子的学派,本来叫儒家。儒家是思想流派,并不是僧团教派,就像当时的道家或其他家,本来也不是教派。但孔子有一套救世主张,喜欢聚合徒众,到处宣传,还有点蒙难的经历,作为思想正统,作为意识形态,又颇有几分宗教的味道。特别是与道教、佛教并立,为了保持对称,也被称为教,而且很早就有这种说法。
儒家是宗教吗?这个问题,对宗教第一的西方是大问题。当年的礼仪之争,就是争这个问题。中国人,烧香磕头,拜天地君亲师,是宗教不是宗教?对罗马教廷是无法绕过的大问题。他们不但向中国传教,还把中国介绍给欧洲。我们要知道,最早输出"孔教",不是我们是他们。他们引进孔子,前后反差非常大。这事,对反省中国有帮助。
中国是一面镜子,照见的是欧洲自己。
西方初遇中国,孔子是代表"中国形象"。这个形象,是由宋明理学塑造,有我们自己的标准,但在欧洲人的心中,却经常改变。17世纪,充满神秘;18世纪,狂热崇拜;19世纪,骂声一片;20世纪,臧否不一。中国制造的孔子,西方制造的孔子,都是人为制造的孔子,作为过程和连续体,有人叫"人造孔教"。
孔子的以德治国,曾经是启蒙时代的福音。有人叫"孔教乌托邦"(周宁学苑出版社,1994年)。
乌托邦的本义,是到处找不着又说不定在哪儿撞见的好地方。"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地理大发现,使他们逼进了这类幻想。
17世纪,传教士把遥远、古老的中国介绍给欧洲,西方突然发现,中华帝国,就是他们苦苦追寻的乌托邦。
乌托邦,是西方的古老传统。这个传统,可推始于柏拉图的,中国以道德文章选官,君王也饱读诗书,曾使西人误解,这就是文艺复兴以来,他们朝思暮想,想在海外发现哲学王。
18世纪,启蒙时代,是"孔教乌托邦"的黄金时代:"哲人王(中国皇帝)统治下的人民最幸福","中国的儒教是令人钦佩的","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他们真是赞不绝口。
康熙皇帝、乾隆皇帝,被启蒙思想家吹上了天。与之并世的欧洲君王,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腓特烈大帝、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他们的游说下,皆奉中国为榜样。"孔教乌托邦",一度成为反迷信和*暴的工具。
用孔子的理性哲学代替宗教,用中国的开明君主代替他们的专制君主,当时很时髦。
这是中国和欧洲的蜜月期,国人最乐道。
然而,好景不长。理性变成疯狂,哲学变成荒唐。
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群众的激情,有如洪水猛兽,他们埋葬了启蒙时代,也埋葬了"孔教乌托邦"。
革命废止教会,把国王送上断头台,却创造了另一个专制君主,拿破仑。他不但恢复了法国的教会,还请罗马教廷加冕他为皇帝。这个"革命的皇帝",把欧洲拖入了一场长达14年的血腥战争。
人们终于发现,欧洲君主,都是穷兵黩武,极端专制,美好的理想,只存在于哲学家的头脑中。中国的皇帝也一样。
19世纪,人们不再相信"孔教乌托邦"。康德说,不能指望国王变成哲学家,或哲学家变成国王。
虽然,法国恢复了共和,国王没有了,政教分离了,文官考试被制度化,但和最初的理想,完全不一样。
中国被西方打败,陷入长期的混乱之中,也暴露了真实面貌。真实的中国,让他们越来越失望。
他们宁肯呆在自己的浪漫幻想中,或在中国的边疆地区,另外寻找新的乌托邦,也决不愿看到这个腐败、堕落、停滞、专制、邪恶、黑暗的鸦片帝国。
中国的形象跌入谷底。
幻想的孔子本不存在:道德不是政治,理想不是现实。
真实的中国平淡无奇:过去不是天堂,现在不是地狱(见上引周宁书)。
神圣化的孔子和道德化的政治,是传统的"中国意识形态"。
六、东方之道德不能大行于天下
近代有一种说法,"东方之道德将大行于天下"。
亚洲,只是东方的一部分;东亚,只是亚洲的一部分;我们,只是东亚的一部分。中国即东方,是大言不惭。
文明是传染病。西方的病是世界通病:第一是穷兵黩武,第二是疯狂开发,没问题,都该批判。但这类病,发达国家得得早,急性转慢性,一时半会儿要不了命;不发达国家得得晚,一般都是急症。
一个经常上急救室的病号,自救之不暇,还要救别人,可笑。读,我的感觉,一是空洞,二是滑稽。
古今中外,人心同理。
古人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成公四年),这是种族偏见。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17.2),推广于世界,是同样的道理。
道德多是老生常谈,古今中外差不多。孔子教我们学好,人家也没教他们学坏。
西方重个人,未必轻集体;重物质,未必轻精神;重技术,未必轻人文。我们的推论是自欺欺人:"他们,人和自然,关系太紧张,不像我们,天人合一",是完全说反了;"他们不养父母,无孝心",更是不懂人家的国情。
我国,大家庭早已解体,养老院正在兴办,啃老族日益增多。道德是生存策略。以前不理解,现在该明白。
四世同堂,孝养父母,是生存策略。小孩独立、老人自尊,也是生存策略。
俗话说,老婆是人家的好,孩子是自己的好。
科技是人家的老婆,道德是自己的孩子。
中国近代争体用,老是喜欢说,"西洋科技好,中国道德高"。这话经不起推敲。中国的道德,哪点比人高?特别是社会公德。说话不算话,拿人不当人,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愚见以为,道德也应进口。
有人说,"现在道德差,祖宗水平高"。我也不相信。比如孔子大讲道德那阵儿,就是社会太缺德——哪朝哪代,盛极而衰,都有这一段儿。
道德的供求定律是:越没道德才越讲道德。我相信,什么时候,中国人不再满口仁义道德,道德水平就提高了。
七、国学和国粹,从骂祖宗到卖祖宗
1980年代骂祖宗,1990年代爱祖宗,现在的时髦是卖祖宗,就像脱了棉袄换单衫,气候变了。但天不变,道亦不变,怎么说,怎么有理。
孔夫子是中国传统的符号,但中国传统并不等于孔夫子。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岂是一个儒字所能概之,特别是在五四之后的视野下。
什么叫国学?我说过,国学就是"国将不国之学"。第一,西学不入,无所谓国学,它是成心跟西学拧着来。第二,所谓国学,都是不中不西之学。太中不算,太西也不算。比如传统考据,太旧,应归入清代学术;考古学和比较语言学,太新,是地地道道的西学。我所认可的国学大师,都是以新材料、新思想或新学术改造旧学的大师。
大师,都是另起炉灶,足以转移风气的人。完全拒绝新学而名重一时的大师,好像还没有。有,也是徒有虚名。
什么叫国粹?国粹,也是因西化而起。西化,从海边向内陆推,从城市向乡村推,凡是西化推不到的地方,还剩下点什么化不掉,便是所谓国粹。武术方术、中医中药,穷乡僻壤唐人街,老人爱听的地方戏,愚夫愚妇的各种拜拜,更是国粹中的国粹。
古迹、古物和古书,祖宗留下的东西越来越少,就像大熊猫,应该抢救保护,我完全同意,但说发扬光大,那就过了。古董可以放在展柜中欣赏,但不必把自己摆进去。
西方有科学幻想,我国有人文幻想。比如侠客和奇女子,就是这等幻想。金庸弘扬了这一传统,读者无其数。武侠,是中国的名牌产品。
据说,打义和团那阵儿,中国人就有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是什么?实在耐人寻味。港台武打片,杀入好莱坞,很让国人自豪。它们有个永恒主题:东方不败(如国术家霍元甲、方世玉、黄飞鸿、陈真)。李小龙是经典。他的墓在西雅图,我吊谒过两次,截拳道,号称道,"以无限为有限,以无法为有法"(墓上题辞),然而,他却死得早。我看过一篇文章,他浑身精瘦,是用一种超强度的器械,而且服药,有时会昏倒在地上。
中国近代,兵败,气短,让人觉得百不如人,但俺们有功夫。擂台上,外国大力士,蛮壮如牛,瞅准肚皮,狂击无效,叫人着急,最后,还是倒在了俺们的脚下。日本武士怎么样?他们有功夫,也顶不住俺们的精神,中华有神功。
还是老舍写得好,夜深人静,沙子龙把门关好,一气扎下六十四枪,遥望星空,微微一笑,只说"不传不传"()。不传才是最大的自尊。但近百年来,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这类幻想,却绵绵不绝。毛贼般,飞檐走壁、上房揭瓦,早成过去。现在的功夫片,钢丝悬吊,空中对打,背景如诗如画()。幻象升级,升不上去怎么办?不妨来点荒诞。做到了这一点。大家齐声喝彩:要的就是荒诞。
有种说法很流行:越是民族,才越是世界。我在香港的体会是,越是殖民地,才越讲国粹。
难怪西人以为,唐人街最能代表中国,拍个给你看。
八、知识分子的宿命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乱法犯禁的结果,是整顿和归顺。轴心时代的先知、哲人和宗教家,全都难逃此劫。孔子也不例外。
大众所爱,也能成为意识形态。勒南(Ernest Renan)有句名言,"如果你想要知道最早的基督教会是什么样子,那就请你看看'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地方支部"。(恩格斯,收入,人民出版社,1965年。案:勒南受过法国天主教的最佳训练,却把耶稣还原为凡人,研究,我会想到他。参看:〔法〕欧内斯特·勒南,商务印书馆,2000年。)
阿育王皈依,君士坦丁受洗,孔子成为帝王师,到底是谁的胜利?
孔子的乌托邦,不是烟涛微茫的海上神山,不是隐士幻想的世外桃源,只是周公时代的君子国。他的听众,也不是他叫小人的人民大众,而是他叫君子的读书人。孔子不是大众英雄,也不是宗教家。宗教的基础是人民大众。
知识分子,最有智慧,最有道德,最有理想。让他们管国家,谁都觉得踏实、放心。其实,这是危险的托付。
真理难容谬误。知识分子心明眼亮,比谁都专制。如果手中有刀,首先丧命的,就是他的同类。
孔子把从政当使命,这在中国是传统。学者称为担当,我看是恶习。
我国的知识分子,很少有人抗得住当官的诱惑。从"铁肩担道义"到"脱骨扒鸡",也许只是一步之遥。
的理想是知识分子专政:一切靠道德和智慧——和孔子的设想相似,至治之极,政刑将无所用之。柏拉图,一怕暴君,二怕暴民。在他看来,由最聪明的人当政,才是唯一出路。
其典型表达是:让哲学家当国王,或让国王当哲学家。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一种共产主义,名曰哲人专政,实为军人专政,不但共产,而且共妻。学者说,他的灵感来自斯巴达:军事共产主义加奴隶制。
柏拉图三说叙拉古国王,均无功而返。
失望之余,他叹气说,我理想的头等国家,只合天上才有;地上的国家,还是交法律去管吧。
以良知定是非(上不唯领导是听,下不阿群众所好),不能搞政治;以民主定是非(操纵多数,平衡利益),不能搞学问。这是学者和政客的不同。什么是政治?什么是学术?圣门之徒,常常分不清。
乌托邦的功能是否定现存秩序,意识形态的功能是维护现存秩序。(周宁引曼海姆语)从乌托邦到意识形态,是知识分子的宿命。
孔子不能救中国,也不能救世界。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原文一些段落之间,留有空行,以示语义区隔,因版面限制,发表时我们没有保留,特此说明。)
（原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07年1月13日和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