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苏轼《论语说》

任守愈

苏轼不仅是文学大家,而且对儒家经典有深刻的研究。

苏轼在他对《论语》的研究中,有很多新意。
  《里仁》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一章,苏轼从彼其观人也,亦多术矣出发,认为此章自孔安国以下,解者未有得其本指也。苏轼认为功者,人所趋也;过者,人所避也。审其趋避,而起伪见矣。这里强调了,就是人所避的事物和行为,运用这个来判定这个人的善恶、好坏。苏轼说:委之以利,以观其节;乘之以狎,以观其量。侍之以独,以观其守。惧之以敌,以观其气。苏轼认为从人所避的和人所趋的事物和行为之中,可以观察到一个人的本性,可以从正反两面来知人;同时强调了反面作用,认为与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与仁同过,然后其仁可知也

《里仁》中忠恕之道一章,我也解过,按我的说法,是这时候的曾子还在孔子的私学中学习,在学术上并没有独立出来,所以说这时候的曾子,思想还不成熟,以忠恕来说明孔子一以贯之,并不准确。苏轼也认为忠恕并不能说明这个一以贯之者,他说:一以贯之者,难言也。虽孔子莫能名之。故曾子而不问。他解释说曾子所讲的忠恕是近似于这个一以贯之的东西的,虽不准确,但也并不超出范围。所以以此使其余弟子知道,也无不可,虽然,论其近似,使门人庶己知之,不亦可乎?曾子也知道忠恕是不足以说明这个一以贯之的东西,但为了不使弟子们胡思乱想,所以告知以忠恕。在《卫灵公》中也有说一以贯之的,苏轼解释,对于一以贯之的到底是什么,没有说,但在此章的解说中提供了一条路径,就是:盖尝术之于六经,至于《诗》与《春秋》之际,而后知圣人之道始终本末各有条理。就是说从六经中提取出来一以贯之的东西。
  可以这样说,苏轼仅存的《论语》解说中,最好的就是解释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一章。苏轼用《易传·系辞上》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来解释的善恶问题。苏轼认为成道者性而善继之也,人成道,做圣人之后,就会随之而来,但是这不是普遍意义上的,这如同万物与阴阳的关系,性如阴阳,善如万物,万物无非阴阳者,而以万物为阴阳则不可,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的关系,特别强调用来代替是不可以的。依据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这个,在人成为圣人之后,体现为故阴阳者视之不见,听之不闻,而非无也。这就是说是无形的,不明显,但不能说没有,而是有形的,同样也是有形的,这种无形不能为有形所代替。这样苏轼认为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以及扬雄的性善相混论断,都是不正确地理解孔子语录的产物。苏轼认为,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是说使性可以为之善的。
  除此之外,苏轼的解说中也有一些错误解法。
  《为政》子张学干禄一章,苏轼说教之以不求而自至也,是不对的。孔子所谓: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实际上是讲儒家做官的一种行事方法,并不是苏轼所谓的不求而自至的。我看孔子所说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是针对子张平日的言行而因材施教。赵纪彬先生在《论语新探》后进异同考中说,子张终生未出仕,平生只见鲁哀公一次,干禄千禄之误。并且赵先生还考证千禄百福相对应,这样说来,孔子后边的话就有了问题。我看干禄并非千禄之误,子张这时应在孔门学习。
  《雍也》中宰我问曰一章,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苏轼解的也有误。苏轼说:其余则使人拯之。要以穷为所至而已。苏轼并没有解释这个所谓。他说:杀其身,无益于人,仁者之所必不为也。又说:惟君父在险,则臣子有从之之道。实际上,孔子的回答是要说明仁人,并非笨蛋,可以随意欺悔陷害,因为中即有,只有智者才有可能成为仁人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于老彭。(《述而》)章,苏轼解释说:自生民以来至于孔子,作者略备矣,特未有折衷者耳,故述而不作。是不正确的。李泽厚先生《论语今读》中说:孔子梦周公,重礼制,信而好古,的确是古代氏族传统的顽强继承人和护卫者,孔子对此是自觉的。但任何的中都有,孔子以,便是。实际上孔子是述而又作也,也。作是为了,结果超出了李先生解释的很有意思。
  《先进》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章,苏轼解释说:古者作礼,视其所有而已,遇其有,则脱骖于旧馆人,及其无,不舍车于颜渊。实际上此章,是说孔子重礼,而且非常自觉的守礼。孔子是鲁国的大夫,出行不能没有车,为了守礼所以没有讲车送与颜路,即使是为了自己最心爱的弟子。并非是苏轼所说的视其所有。至于脱骖于旧馆人之说,据刘宝楠《论语正义》说,古代丧事,要送车马布帛之类的东西,表示自己的同情、悲哀之情;孔子脱骖于旧馆人,就是这种礼,颜回死了之后,孔子已经送了东西,只是颜路因为悲伤过度,又请子之车以为之椁